<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命運多舛的“元祐黨籍碑”</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馮志強</h3><h3><br><h3> 所謂“元祐黨人”是指北宋哲宗時期，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的官員，“元祐黨籍碑”就是刻錄這些官員姓名的碑刻。</h3></h3><h3><br></h3><h3><b><font color="#ed2308">第一次刻立“元祐黨人碑”</font></b></h3><h3>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哲宗親政，用章敦為相，再一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全面恢復(fù)變法新政，嚴酷打擊元佑黨人，前后歷時六年有余。蘇軾、蘇轍、黃庭堅等人皆遭流貶。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趙佶繼位，向太后垂簾聽政。其間，再次起用元佑黨人，廢除變法新政。九個月后，向太后患病歸政，宋徽宗正式執(zhí)掌大權(quán)。崇寧元年（1102）宋徽宗用蔡京為相，重又崇奉熙寧新政。崇寧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令中書省進呈元佑中反對新法及在元符中有過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文臣執(zhí)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范純?nèi)?、韓維、蘇轍、范純禮、陸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晁補之、黃庭堅、程頤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觀等三十八人，內(nèi)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共計一百二十人，分別定其罪狀，稱作奸黨，并由徽崇親自書寫姓名，刻于石上，豎于端禮門外，稱之“元佑黨人碑”。不許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 </h3><h3><br></h3><h3><b><font color="#ed2308">第二次刻立“元祐黨人碑”</font></b></h3><h3> 崇寧元年豎立在端禮門的黨人碑,只有在汴京的文武官或曾到汴京的文武官能看到。蔡京認為這樣知道的人不多,要擴大范圍。于是崇寧二年九月,又有“臣僚上言:近出府界,陳州人士有以端禮門石刻元佑奸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黨,以御書刻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于監(jiān)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世!”皇帝答應(yīng)了這個要求。于是汴京之外,地方上的監(jiān)司長吏廳也各有黨人碑。崇寧二年的黨人碑與元年端禮門的黨人碑內(nèi)容有不同。它分為元枯奸黨,曾任宰臣(八人),曾任執(zhí)政官(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余官(三十九人),而沒有武臣、內(nèi)臣。端禮門碑共一百二十人,這里就只有九十八人。</h3><h3><br></h3><h3><b><font color="#ed2308">第三次刻立“元祐黨人碑”</font></b></h3><h3> 崇寧三年（1104），蔡京上奏宋徽宗重新將元佑黨人以及后來所定的邪類，合為一籍，認定三百零九人為“黨人”，第二次刻石立于朝堂東壁，井下令讓察京書寫一遍，在地方官府刻石立碑。</h3><h3> 蔡京打擊報復(fù)守舊派的同時，對變法派內(nèi)的一些人也進行迫害，以顯示他的不可一世。王安石的學生陸佃，以及變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佑黨籍”，備受摧折。章敦曾反對宋徽宗繼承皇位，蔡家為討得宋徽宗的歡心，便上奏說：“陛下，章敦是奸邪之輩，目中無君，不恭不敬，請陛下把他一列為奸黨?！彼位兆跊]有明確表態(tài)。于是，蔡京便自作主張，將章停當作黨人對待，連其子孫也受到牽連。</h3><h3> 自蔡京拜相以來，受到其排擠迫害的朝中大臣，幾乎超過一千，其中主要是宋哲宗元佑年間的守舊派?！霸v黨籍”成了蔡京黨同伐異，排擠打擊政敵的一把利劍。在蔡京的專權(quán)下，宋徽宗的前堂上充滿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敗下去。</h3><h3><br></h3><h3><b><font color="#ed2308">第一次毀碑</font></b></h3><h3> 蔡京的這種做法讓各地人都知道,皇帝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定為奸黨,難免引起輿論的不滿。由于輿論不滿,皇帝與宰相都不好收場。到了崇寧四年(1105)九月,他們就借名九鼎鑄成的大慶,大赦天下。接著,崇寧五年(1106)正月,又借名星變,下詔盡毀立于朝堂和全國各地的“元祐黨人碑”。</h3><h3> </h3></h3> <h3><b><font color="#ed2308">第四次刻“元祐黨籍”石刻</font></b><h3> 南宋慶元四年（1198年），元祐黨籍中的梁燾，曾任尚書左丞，其曾孫梁律，在廣西桂林做官，以家藏拓本摹刻“元祐黨籍”于龍隱巖。石刻高170厘米，寬137厘米，題額隸書，正文行楷書。</h3></h3> <h3><b><font color="#ed2308">第五次刻立“元祐黨籍碑”</font></b></h3><h3> 南宋嘉定辛未年（1211年），元祐黨籍中余官第六十三人沈千，其曾孫沈暐，時官任融州軍州事兼管內(nèi)勸農(nóng)事，以家藏拓本重刻于廣西融水縣真仙巖內(nèi)。碑高200厘米，寬102厘米，碑額楷書、碑文正書。</h3><h3><br></h3><h3><font color="#ed2308"><b>第二次被毀</b></font></h3><h3> 據(jù)《明史稿》:“胡壽昌，字子祺，江西吉水人,洪武中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屢平冤獄,凡祠廟不載祀典者,悉令毀撤。聞元祐黨碑在融州山谷,舁出碎之?！?</h3><h3> 明郎瑛《七修類稿》：“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本朝胡文穆公為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于己集,諒不誣也。”</h3><h3> 據(jù)此現(xiàn)藏于融水縣博物館的“元祐黨籍碑”則已非宋刻，應(yīng)是胡壽昌毀碑之后之再刻。</h3><h3> 然而，清道光《融縣志》又載“洪武中，吉水胡壽昌遷廣西按察使司僉事，聞元祐黨籍碑在融州山中，舁出碎之，查一僉事署駐桂林，不知公當日何獨舍近而圖遠，今閱融碑亦完好如故，豈胡公有其意而未舉行，抑或載筆者所傳聞異議辭，但眾正之名，賴此邊徼。一凡石然赫長存，謂非山靈呵護之不得也?！笔菍γ骱槲淠隁Пf的懷疑。</h3> <h3> 現(xiàn)藏于廣西融水縣博物館的“元祐黨籍碑”原立于真仙巖內(nèi)，六十年代，真仙巖被辟為兵工廠，此碑移至縣政府蓋水溝。一九七二年，郭沫若到廣西，久聞“元祐黨籍碑”之名，于是詢問相關(guān)領(lǐng)導此碑的情況。后區(qū)博物館派員到融水縣，在縣革委會將蓋水溝的“元祐黨籍碑”掘出，已斷裂為二。</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