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談小說的創(chuàng)作

雍涼女子文學

魯迅談小說創(chuàng)作1918年4月，魯迅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在魯迅之前，未有作家把小說當作一種嚴肅的文體。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和《〈阿Q正傳〉的成因》兩篇文章中，魯迅充分說明了他借小說的力量改良社會的強烈愿望。我怎么做起小說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也不是自己想創(chuàng)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和波蘭的顯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貒院螅娃k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么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y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jié)，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Stylist。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fā)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fā)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fā)動和創(chuàng)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干，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fā)，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chuàng)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但我?？赐鈬呐u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么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三月五日燈下。《阿Q正傳》的成因在《文學周報》二五一期里，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lt;/p>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么話要說，也沒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yǎng)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yōu)閺埩_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yōu)闇\薄，從戰(zhàn)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于“世故”實在是太深了。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愿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么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于他有用處，想要鉆進來。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xù)發(fā)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后要罵到他的頭上。并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我對于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里，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這屋子只有一個后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庇谑侵坏米觯睦锵胫八渍Z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壹确切悴牛忠芸颊媸菫殡y……?！比欢K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里。這樣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fā)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愿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后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為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么？《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里，而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v令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睆拇宋铱偹闶帐艘患拢梢粤砀蓜e的去。另干了別的什么，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于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zhàn)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插圖]。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fā)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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