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上海市徐匯區(qū)東安新村，1958年建成，當時稱做東廟工人新村</p> <p class="ql-block">前不久、朋友告訴我徐匯區(qū)的東安新村馬上就要拆遷了，作為那里的第一代老住戶，史海鉤沉、往事如煙，記憶的長河里不禁浮起了聯(lián)想的浪花。</p><p class="ql-block">東安新村曾經(jīng)是上海市最大的工人新村，始建于1954年，起因是治理和改造??家浜河污水橫流、垃圾遍地的臟亂環(huán)境，因靠近??家浜河上的東廟橋，最初的名字叫做東廟工人新村，新村分為四個片區(qū)，大約蓋了六百多幢樓房，可住居民3000余戶，樓房主要是三層單元式建筑，每戶面積不大，多為40-60平方米，建筑結(jié)構(gòu)簡單且大眾化，但在當時對于產(chǎn)業(yè)工人來說絕對就是天花板級的住宅了。</p> <p class="ql-block">上海東廟新村青磚斜頂?shù)慕ㄖ?lt;/p> <p class="ql-block">我的父親是奉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之命，于1951年和楊士法叔叔一起由山東調(diào)往上海工作的，五十年代初期父親擔任中共普陀區(qū)委書記，當時居住在靜安區(qū)萬航渡路和北京西路交叉口的靜園，那里環(huán)境優(yōu)雅、生活便利，只是因為年齡小，沒有太深的記憶；五十年代中期隨著父親調(diào)入上海市委，我們搬進了淮海中路1202號的蓋司康大廈（今天叫做淮海公寓），蓋司康大廈始建于1932年，由萬國儲蓄會出資，世界著名的法國賚安洋行設(shè)計建造，在當時的上海屬于一流的高檔住宅，蓋司康大廈每家都有偌大的客廳，寬敞明亮的大陽臺，擁有暖氣、煤氣、上下樓均為電梯，據(jù)講使用的上水管全部是英國進口的純銅管，衛(wèi)生間里都是抽水馬桶，提供24小時熱水，那時的公寓就有凈水系統(tǒng)，可以保證自來水達到飲用標準，根據(jù)每戶房子大小還配有1-2個保姆間，解放后上海市委的領(lǐng)導干部均住在此樓里，對于普通市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p> <p class="ql-block">蓋司康大廈（gascongne apartment)、位于淮海中路1202號，現(xiàn)在叫做淮海公寓，每套房月租金高達6-15萬元不等，改革開放后大多由世界五百強公司的高管居住。</p> <p class="ql-block">1958年東廟二村落成，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柯慶施，柯慶施自1954年主政上海，客觀的說他還是為上海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畢竟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總稅收的三分之一來自于上海，他是個權(quán)力狂、也是個工作狂，有思想、有見地，他看到解放后、特別是1952年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后，領(lǐng)導干部的待遇越來越好，已經(jīng)嚴重地脫離了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shù)乃枷胍灿萦?，柯慶施認為要嚴加管教領(lǐng)導干部，使他們和人民群眾縮短距離，和產(chǎn)業(yè)工人打成一片，讓干部子女和工人子女也打成一片，于是在市委常委會議上提出了他的想法，市委領(lǐng)導干部做表率，全部搬遷到新建的東廟二村居住，同時新建東廟二村小學，市委領(lǐng)導干部子女全部轉(zhuǎn)入該學校，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p><p class="ql-block">應當講，柯慶施作為共產(chǎn)黨的元老，是少有的生活儉樸的典范，他一身布衣、常年一雙老頭布鞋，清正廉潔、兩袖清風，沒有一個人敢給他送禮，一生沒有任何桃色新聞，雖然他是黨內(nèi)唯一蓋棺尚未定論的高級干部，但當時的許多市委領(lǐng)導干部，包括正直的、受人尊敬的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也評價柯慶施在這一點上是無可挑剔的。</p> <p class="ql-block">柯慶施、1922年入黨，我黨唯一與列寧握過手的黨員，曾在五十年代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后任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qū)第一政委、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p> <p class="ql-block">會議決定了以后，市委領(lǐng)導干部雷厲風行、說搬就搬，最早搬到東廟新村的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相當于現(xiàn)在的市委副書記）許建國伯伯，一個老資格的五級干部，他搬入后聶榮臻、徐向前元帥到他家里做客，曾用開玩笑的口吻對許老說：老許、你怎么住到狗窩里來了。許老卻不以為然地說：咱們長征的時候如果有這樣的狗窩住那可真是燒高香了呀。第二個就是柯慶施了，他邁著閑庭信步、欣慰地搬進了東廟二村100號樓，柯的夫人于文蘭阿姨說話慢聲細語，也非常平易近人，她的四個孩子中的柯六六、柯五四也步入了東廟二村小學，柯家的孩子都十分有教養(yǎng)、謙遜低調(diào)、沒有一點點架子。</p> <p class="ql-block">許建國、1922年入黨，1930年參加紅軍，曾擔任中央第一任保衛(wèi)部長，參加了五次反圍剿及長征，建國后擔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公安部副部長，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p> <p class="ql-block">我們家是1958年12月搬到東廟二村65號樓的，當時的東廟二村全是青磚斜瓦的三層建筑，每座樓2-4個單元不等，每套房2-4間，房間都很小，房子的樓間距也不大，站在這個樓里就可以和對面樓上的孩子講話，那時沒有院墻，沒有門衛(wèi)或保安，全開放式的，單元門也是四敞大開的，沒有門鎖，領(lǐng)導干部和工人群眾住在一起，平時孩子們也都在一起玩耍、一同上學、一同回家，生活氛圍和諧，也沒有小偷和盜賊，頗有太平盛世之感。</p><p class="ql-block">搬進東廟二村時正值12月份，冬天的上海陰冷潮濕，從暖氣房中搬到?jīng)]有暖氣的房子里，頓感差別巨大，媽媽點燃了煤球爐子，燒水給孩子們洗澡，為了提高房間溫度將煤球爐子放在衛(wèi)生間里，有一次媽媽居然煤氣中毒了，幸好家里的阿姨發(fā)現(xiàn)早并及時打了報警電話，將媽媽送到醫(yī)院才得以搶救過來。</p><p class="ql-block">1959年正是除四害的瘋狂年代，在四害當中，首當其沖的是打麻雀，其聲勢浩大堪比一場巨大的人民戰(zhàn)爭，人們使用放鞭炮和敲銅鑼的方法驅(qū)趕麻雀，嚇得麻雀不敢停留，最終累得暈頭轉(zhuǎn)向，大多會碰到樹干和房子的墻壁上昏死過去，我們這些小孩子跟在大孩子后面，也像打了雞血一般，風風火火地呼喊著，當看到麻雀撞墻掉下來的一瞬間，七八個孩子會一同去搶這只奄奄一息的小動物，然后就像戰(zhàn)利品一樣交到居委會的大媽手中，孩子們也像打了場大勝仗，意猶未盡的去參與下一撥的戰(zhàn)斗。第二年當發(fā)現(xiàn)所有樹的葉子都被蟲子吃的精光，才知道麻雀并非害蟲，我們犯了嚴重的錯誤，人們只知道麻雀會吃糧食，卻不知道很多蟲卵都是麻雀消滅的，大自然本來保持的生態(tài)平衡是不容被破壞的。</p><p class="ql-block">哥哥姐姐都在東廟二村小學上學，學校食堂為了改善生活，喂了一些豬，讓學生們幫助打豬草，那時哪里知道什么是豬草，姐姐和同學們就在附近的大溝里撿拾爛白菜葉子交給學校，那些大溝都是治理??家浜河污水的疏水溝，有些非常深，小孩子下去容易上來難，有一次姐姐和同學落在大溝里上不來，夜幕降臨不禁心情緊張的大聲呼喊，幸好有人路過幫助到家里報了信，阿姨急忙出去找回了姐姐和她的同學，還好總算是有驚無險。</p> <p class="ql-block">現(xiàn)今的65號樓，已經(jīng)在七十年代從三層改建成六層樓房了</p> <p class="ql-block">當時的東廟新村還屬城市郊區(qū)，新村的周邊都是大片的農(nóng)田，去城里還十分不方便，為此市政開通了49路公交車，以方便市委領(lǐng)導干部的家屬上下班，同時柯慶施力主領(lǐng)導干部也乘坐公交車上下班，為廣大市民樹立良好的榜樣，于是媽媽領(lǐng)著我、抱著弟弟早出晚歸地坐著49路車上下班，送接我們?nèi)ビ變簣@，那時的人們非常友好，看到抱著孩子上車的人都會主動讓座，氛圍暖心且融洽。</p> <p class="ql-block">當年的49路公交車</p> <p class="ql-block">在東廟新村居住了十四個月，市委的領(lǐng)導干部又奉命全部搬出東廟新村，這次搬進了康平路一號的愛棠公?，也就是現(xiàn)在戒備森嚴的上?？缔k，愛棠公寓同是法國賚安洋行設(shè)計和建造的，生活條件和蓋司康大廈大同小異，只是不在市中心，印象中有很大的院子可以玩耍，院子里碧草青青、綠意盎然，許多廣玉蘭樹挺拔秀麗，一到花開季節(jié)滿院的空氣沉浸在花香中，好不沁人心脾，院子東南面有四座別墅、分別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書記住的地方，我們住在西北方向的三座五層的小型公?里，愛棠公?不遠的地方就是衡山公園，我們好多孩子在那里捉迷藏，玩的樂不思蜀，經(jīng)常忘記回家吃飯。</p><p class="ql-block">為什么搬出東廟新村當時并不知道，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揭曉秘密，原來是周恩來總理為此事找到柯慶施，說如果你們都搬到群眾中去，是不是我和毛主席也應該搬出中南海，周總理言簡意賅，柯慶施自然心領(lǐng)神會，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p> <p class="ql-block">愛棠公寓、因靠近愛棠路（今余慶路）而得名，最初搬進時只有傳達室，進出自由。據(jù)說上世紀九十年代被徹底翻蓋，成為上海市的政治中心——康辦，現(xiàn)在武警部隊守門、戒備森嚴，再也進不去了。</p> <p class="ql-block">從外墻看現(xiàn)今的康辦，也就是過去的愛棠公寓</p> <p class="ql-block">今天的東安二村，已經(jīng)擁擠不堪、面目全非了</p> <p class="ql-block">九月初我來到上海，乘地鐵四號線來到東安站，寬敞的東安路就是在東廟路的基礎(chǔ)上擴建的，向南走穿過零陵路就是東安新村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形成小區(qū)了，但門口的保安也形同虛設(shè)，人們可以自由進出。</p><p class="ql-block">時隔六十余年，東廟新村已經(jīng)面目全非了，汽車停放占據(jù)了小區(qū)的公共區(qū)域，使原本狹窄的道路變得更加擁擠不堪，新村過去的三層青磚斜瓦樓也見不到了，多數(shù)三層樓被改造擴建成了六層樓房，人口密度的增加，紛雜的堆放物，層迭如幛的網(wǎng)線交織在一起實在是有煞風景，東安新村現(xiàn)在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市中心了，這些老舊建筑和周邊的現(xiàn)代化大樓也實在是太不匹配了，到了不改造不行的地步了。</p><p class="ql-block">有幸我拍下了最后的東安新村的照片，在65號樓邊，遇到兩位年齡相仿的老上海，他們告訴我拆遷補償方案大約在每平方米十四萬五千元至十五萬元左右，但因為房子面積小，補償款想買新房也只能去松江區(qū)了，當談及我家五八年曾住在65號樓時，其中一位老者隨口而出：“你家一定是老干部吧”，我說是的，他笑著說當年我們還是鄰居呢。</p> <p class="ql-block">東安新村的拆遷廣告</p> <p class="ql-block">為此、我去了管轄東安新村的楓林路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性中年戶籍警，我向她提出要求查一下我們當年的戶口狀況，她很熱情，進去后不到五分鐘就拿出了一本厚厚的舊式戶口登記冊，她說查到了你們一家的戶口登記，我拿出手機想拍攝下來，不料女民警斷然拒絕，她說領(lǐng)導指示不可以拍照，這是關(guān)系到掉帽子的大事呢，我說2010年我哥哥也來查過，是允許照相機拍攝的，他當時全部拍下來了，但因為照相機出了問題，這些照片未被保存下來，所以我想重拍，女民警說以前可以，現(xiàn)在不行，但可以給你出份證明，證明你是哪一年住在這里的，無奈只能這樣了，不一會兒，她就拿著證明信和公章來了，上面證明很全，唯獨缺失了那種泛舊糙紙上手寫名字和出生日期的年代感。</p> <p class="ql-block">上海市徐匯區(qū)公安局楓林路派出所</p> <p class="ql-block">派出所出具的戶籍事項證明</p> <p class="ql-block">不管怎樣，說老前輩柯慶施居安思危也好、心血來潮也罷，但畢竟是大膽的做了一次新潮探索，在社會主義時期如何改善干群關(guān)系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時向權(quán)貴思想重重的開了一炮，對于黨的高級領(lǐng)導干部潔身自好、遠離腐敗還是有著積極意義的。由此我聯(lián)想到蘇聯(lián)時期的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他也不過是居住在莫斯科普通公寓樓中的一套四居室里；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大媽離任后租住在民房里，自己提著籃子上大街買菜；荷蘭現(xiàn)首相馬克·呂特騎著自行車上下班，身邊沒有一個保衛(wèi)人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