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物相雜，故曰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物相雜，故曰文”，出自《周易·系辭下》，意即不同的事物相互組合，能夠形成豐富多樣的現(xiàn)象和形式。這里的“文”，泛指一切有秩序、有美感的現(xiàn)象或形式。文字和書法即是這樣。衛(wèi)恒《四體書勢》“古今雜形，異體同勢”之說，由此而來。姜夔《續(xù)書譜》的“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講的是應用。沈曾植《論行楷隸篆通變》之“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shù)賾”，更是詳言其理。所以，“物相雜，故曰文”之理，可謂書法之至理。</p> <p class="ql-block">作為至理通則，“物相雜而文生”既可是一字一體之內的“古今雜形”，也可是數(shù)字數(shù)體相互參雜的“異體同勢”。從書法的角度溯源，秦漢之際簡帛書中的“篆草”、“古隸”已見端倪，后漢“八分”、“章草”更加多樣且明顯，及至魏晉“今體”則表現(xiàn)為成熟期的藝術自覺。例如，真書中的“鐘體”、“爨體”以及北魏碑體，都是隸楷相兼又獨具特色的書體。又如“二王”的“行書”、“行草書”，更是造就了真、行、草相雜的新的書寫形式。從審美的角度看，甲骨文字的繁、簡交錯，其視覺效果就如同正、草相雜，具有十分難得的“古質”之美，不怪郭沫若先生為之神往，有“足知現(xiàn)存契文，為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的感嘆。類似效果在秦漢簡牘中也能見到。處于“草變”中的秦漢簡牘書體，似篆非篆，似隸非隸，有的偏正，有的偏草，在“睡虎地”、“放馬灘”秦簡中多見古隸和古草相雜，而在“馬王堆”、“銀雀山”、敦煌、居延、長沙等地漢簡中已有隸、草相雜的寫法，特別是那些將數(shù)個正、草不同的書簡編連在一起的簡冊，則更顯相映成趣的效果。</p> <p class="ql-block">就書法藝術而言，“物相雜，故曰文”作為理性自覺，始于魏晉時期，在此之前皆屬于遵從“書識俱易”實用原則的自然書寫。西晉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是一個標志，其中的“篆勢”和“草勢”，分別由漢末的蔡邕和崔瑗創(chuàng)作，“古文”和“隸勢”由衛(wèi)恒自作?！端捏w書勢》不僅是最早的書法史論，而且是最早的書學經(jīng)驗總結和美學概括。再則，魏晉是文字和書法變革發(fā)展的高峰時期，“古體”尚存，“今體”成熟，為“相雜”提供了條件。鐘張“二王”等頂流書家的相繼出現(xiàn)，更是以其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成就了“魏晉風度”。</p> <p class="ql-block">在書法史上，以“物相雜而文生”作為創(chuàng)作動機的佳構杰作不少，除前言所及以外，格外奇特的有兩例。一是非篆非隸非楷，又似篆似隸似楷的南北朝時期的《好太王碑》。該碑出土于吉林集安，是高句麗十九世王的紀功碑，刻于公元414年，此時在東晉，主流的“二王”楷書已十分精妍，《黃庭經(jīng)》、《洛神賦十三行》等佳作已問世幾十年。從長沙等地出土的三國東吳時期簡牘中可以看出，“鐘繇體”楷書已經(jīng)流行，這樣算來真楷傳至東晉有近二百年。與之同時的北魏，流行的是兼具隸書風格、古拙勁健的楷書，如《太武帝東巡碑》、《中岳嵩高靈廟碑》等。《好太王碑》作者處于真楷時代，卻采用了不同于南北兩派的書寫方法，正表明其不同凡響，獨具匠心。該碑無篆書的垂腳上枝和縱引之勢，卻有“裹結”圓轉之形；無隸書的背反波磔和橫展之態(tài)，卻有方折偃仰之筆；無楷書的點畫“八法”，卻有方正莊嚴之形。可以說它是對篆、隸、楷三體的“中和”，故顯方整純厚，氣靜神凝，遒古樸茂。二是書兼正、行、草三體，拙古處幾若篆籀的《裴將軍詩帖》。該帖傳系顏真卿所作，其精妙之處在于用不同的書體，對應詩歌變化的韻律節(jié)奏，通過結構和線條的變化，傳達詩歌的形象和音律，成為線性藝術——書法和音律完美統(tǒng)一的典范。</p> <p class="ql-block">從上可見，“古今雜形”、“異體同勢”，是既有差異，又要統(tǒng)一，要通過融合而達到和諧，不能突兀，更不能抵牾。東魏《曹植廟碑》嘗試將篆、隸、楷三種字體相雜，十分少見，但書寫落俗，有突兀之感。王羲之《平安帖》、《姨母帖》，王獻之《衛(wèi)軍帖》、《二十九日帖》，有正與草的差異，但體勢筆法相同，氣息一貫，故能和諧典雅。前述《好太王碑》、《裴將軍詩帖》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差異很大還能做到和諧統(tǒng)一。從實踐中的體會來看，秦漢簡牘中的“古隸”、“古草”，同根同源，形貌相異但本質統(tǒng)一；魏晉“鐘體”正書和章草都有漢隸基因，天然親近；《好太王碑》的正書與章草皆內斂含蓄，“氣味相投”，可以適度的夸張變化；差異性較大的“古今雜形”，則需要在體勢和筆法中找到契合點，在對立中求得統(tǒng)一；章法上通常是古體相雜多茂密，今體相雜多疏朗，“古今雜形”，則正書茂密，草書疏朗。梁武帝蕭衍有“鐘繇茂密，羲之疏朗”之評，實際上西晉之前多幽深茂密，東晉以后多蕭散疏朗，這與書寫載體有關，受簡牘和紙張的影響。</p> <p class="ql-block">章草具有兼雜諸體的特點。章草得名于“章則”，所謂“章則”，就是正書（章程書）的法則，在正書的格局內“草變”，是章草的獨特之處。章草是篆隸的變異，故能通古；章草啟發(fā)今體，故也能通今。高二適先生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序》中講的明白，“其中省變使轉，有古籀之省，有篆與隸之省，又有隸與隸并合之省?！薄爸劣谟胁幻麟`即章之本，章為隸之捷，章隸同源，又有不知由篆隸兩體合并成草，或即存古籀于草者，均之皆為不識章書耳?！薄罢虏莶华殲槲釃淖植莘ㄖ畽噍?，即論今草、正書書體，亦罔不由此省變而出?！睆那叭说恼虏葑髌分锌梢钥闯?，取法不同，其面貌亦不同。宋克以楷法入草，呈峻勁瀟灑之貌。祝允明有“鐘體”功底，得散淡古樸之氣。王蘧常追簡帛鼎彝，有篆籀古意。沈曾植、王世鏜、鄭誦先等引碑入草，顯金石味道。所以，學習章草更應懂得“物相雜，故曰文”的道理，在古今通變中找到屬于自己的面貌。</p> <p class="ql-block">“草不兼真，殆于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孫過庭《書譜》），雖講的是一字之要，但對字組篇章而言也可旁通?！罢鏁y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蘇軾《論書》），講的是書寫中的通病，如果調理好真草相雜，此病可醫(yī)。真草相雜，既有正書的莊重，也有草書的靈動，變化全在其中?，F(xiàn)代報刊排版也常見不同字體的對比觀照，特別是日本文字明顯獨到。拋開語言功能僅從文字結構來看，日本文字可以說是漢字正書和草書的組合，體現(xiàn)了“物相雜而文生”的道理。日本文字基本由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組成，平假名由漢字的草書符號演變而來，片假名源自漢字的正書部分，它們相互參雜，具有類似正草相雜的藝術效果，書寫時又有大小、疏密等變化，比較符合書法的審美理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5年1月18日于北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附錄習作三幅：</p> <p class="ql-block">習作一，漢簡具有篆、隸、草相雜的特征。</p> <p class="ql-block">習作二，正與草、方與圓的契合。</p> <p class="ql-block">習作三，有章則的正書草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