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color="#9b9b9b" data-darkreader-inline-color="" style="--darkreader-inline-color: var(--darkreader-text-9b9b9b, #a9a296);"><b>【伊斯坦布爾夜色中的“獨立大街”（靠近塔克西姆廣場一段）/ 筆者攝】</b></font> <div><br></div>這是我居住的地方——主城區(qū)的一處山地——陡坡兩側，挨擠的自建房屋——沒有統(tǒng)一風格，沒有和諧色調(diào)——像一堆堆雜物的疊加。其周邊，有多個著名景點，故民宿小旅館云集——入住者來自世界各地。<br><br>這處山地，叫“貝伊奧魯”，寫作“Beyo?lu”（那個“g”上面的短小弧形，如一輪彎月，很像土耳其的標志——“新月+星”中的“新月”——有意思的是，這個字母在單詞中雖然突兀，但不發(fā)音，只是延長前面的元音，是一次伸展的呼吸——這呼吸，在我每天往返住地的路途中，尤其上坡時，一次次體驗；這呼吸，在每天5次仿若天籟的“宣禮”中，悠長回蕩；這呼吸，也如博斯普魯斯海峽緩慢起落的風——這呼吸，不在聲音里存在，卻在語音文化里扎根）。<br><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right"><b><font color="#9b9b9b" data-darkreader-inline-color="" style="--darkreader-inline-color: var(--darkreader-text-9b9b9b, #a9a296);">【我居住區(qū)附近的一條坡巷 / 筆者攝】</font></b></h3>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eyo?lu”——拆解開來，是“Bey+ o?lu”。Bey，領主、貴族、長官；o?lu，某人的兒子。合起來，就是領主/貴族/長官的兒子。難道，它說的是這地方原來是某富二代的領地？不是。它想表達的是——貴族和外國領主家的人，即這里原來是富人區(qū)——但，不是土耳其的“富人區(qū)”，而是近代歐洲精英、外交官、文化人的聚集區(qū)——這一點，在距我步程5分鐘的獨立大街上，能深刻感受到：希臘式陽臺、意大利式窗框、天主教堂、清真寺、蘇菲教團的轉經(jīng)房……——它就像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泉州的中山路步行街，哈爾濱的中央大街——是歷史記憶的長廊，是一座城市承受時間的重量和厚度下雕琢的身份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如果說，上海的南京路，記錄的是近代商業(yè)文明；泉州的中山路，回響著海上絲路的余韻；哈爾濱的中央大街，徘徊俄僑時代的影子——那么伊斯坦布爾的“獨立大街”，遠勝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的步行街——因為——伊斯坦布爾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它曾是羅馬帝國的首都，世界的心臟（公元330年—476年），是東正教世界精神的中心（476年—1453年，拜占庭帝國），是伊斯蘭世界統(tǒng)一的象征（1453年—1922年）。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的1100多年里，伊斯坦布爾不是一個國的城，而是世界的城——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首都，宗教的權力軸心。然而，當工業(yè)革命的隆隆聲在歐洲迅捷猛進時，世界貿(mào)易的路線被改寫——繞過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東印度洋——伊斯坦布爾，第一次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它不再是老大，不再是王者，世界不再以它為軸心轉動。來到歷史十字路口的它，必須要做出選擇：是繼續(xù)做舊世界的帝國？還是發(fā)展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伊斯坦布爾有重回舊世界帝國的選擇嗎？——沒有。因為世界中心已經(jīng)轉移，且這種轉移不是一場戰(zhàn)爭造成的，而是地理與經(jīng)濟格局的根本改寫。15世紀末——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抵達印度。這一事件，標志著新航路體系的建立。從這一刻起，世界貿(mào)易的重心，不可逆地從地中海轉向了大西洋與東印度洋。原本，絲綢、香料、瓷器、寶石等來自東方的財富，必須沿著“中亞—波斯—小亞細亞”的路線匯入伊斯坦布爾，才能進入歐洲市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然而，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隊能夠繞過伊斯坦布爾，直接抵達東方；當香料與絲綢可以不經(jīng)中東，便可直接運回里斯本、塞維利亞、阿姆斯特丹與倫敦——伊斯坦布爾的地理壟斷地位，也就瞬間消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看似只是貿(mào)易路線的改變，但其本質，是世界權力方向的改變。后來，奧斯曼帝國試圖封鎖陸路貿(mào)易，來維持舊秩序，卻反而刺激了歐洲進一步向海洋擴張——開辟更遠的航線，建立殖民港，最終建立起新的世界經(jīng)濟體系。雖然，19世紀初的伊斯坦布爾，仍擁有恢弘的宗教建筑與帝國記憶，但一如晚清的紫禁城——輝煌還在，權力已去。</p><p class="ql-block"><br></p> <h3 style="text-align: right"><b><font color="#9b9b9b" data-darkreader-inline-color="" style="--darkreader-inline-color: var(--darkreader-text-9b9b9b, #a9a296);">【夜色中的塔克西姆清真寺 / 筆者攝】</font></b></h3>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中心不再是我”時，需要行動的不是“回望”，而是“轉向”。這也是柏拉圖“洞穴寓言”中最艱難的正視：自己已不再處于光源位置（雖然那縷光源，原本就是道具）。而對于伊斯坦布爾，轉向的第一步，是承認——承認昔日的中心地位已成為歷史；承認文明也有自己的興盛與黃昏；承認過去的輝煌不會因懷念而歸返。承認之后，問題才真正開始：我將以什么為自身的根？我如何在新的世界結構中繼續(xù)存在？當我不再被世界環(huán)繞時，又應以何種方式賦予自己意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伊斯坦布爾的答案，也是現(xiàn)代土耳其的答案——獨立——從過去中抽離身份，從歷史中重建自我。這，或許才是“獨立大街”之“獨立”的含義——不是慶?！蔼毩ⅰ保菑倪^去的自我中獨立出來——是一種深沉的掙脫。這，也正是帕慕克所說的“呼愁”的核心：當不再被世界需要時，一個靈魂如何繼續(xù)生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國家如此，人生亦然?；蛟S，你曾經(jīng)習慣站在中心，習慣被需要被認可被仰望。直到有一天，環(huán)境變了關系變了位置變了舞臺變了——光，不再照向你，你不再是那個“中心的人”。那一刻，如果像伊斯坦布爾一度試圖維持舊秩序，其但結果只有一種——越執(zhí)著，越痛苦，越被回不到的過去拖向深淵。唯有“轉向”——轉向，不是對過去的忘記，不是對過去的背叛，而是承認過去已經(jīng)過去。承認之后，重新定義自己——不再以位置定義價值，不再以被凝視定義存在，不再以中心身份定義“我是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至今，伊斯坦布爾沒有重新奪回帝國的首都地位——它選擇了一條更艱難卻也更誠實的道路：帶著灰蒙、疲倦與裂痕——繼續(xù)活著。沒有光亮，不再重生，更不見優(yōu)雅——而是一種帶著傷口的生存，一種拒絕消亡的堅持。它沒有勝利，它只是還在——而這本身，就是意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b style="color:rgb(155, 155, 155);">——2025年11月07日于伊斯坦布爾貝伊奧魯</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