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王陽明“龍場悟道”前的歷程，是長達二十多年的求索，同時代的大儒湛若水總結(jié)為“五溺時代”，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中總結(jié)為“三變而始得其門”。五與三皆是歧路之謂，其中是唯當(dāng)事者能冷暖自知的艱難辛苦，歷歷載于《王陽明年譜》中。陽明學(xué)與孟子學(xué)一樣，皆是儒門頓教。既是頓教，便亦如禪宗一般，講究個上上根器。上上根器的核心標準是什么？王陽明的悟道歷程便為我們進行了鮮明的呈現(xiàn)，而并非很多人以為的善出聰明知見者——這早被禪宗所否定，如溈山靈祐接引香嚴智閑時所云：“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對此核心標準，牟宗三曾有精到之述說：做圣賢并不是一句空話，要落實做去，全靠自己心悟。這全是內(nèi)心生活的事。從何處用心下手呢？這不是處理一件事，亦并無外在的成規(guī)可資持循。所以在生命憤發(fā)向上的過程中，必有極端煩悶困惑之時。尤其生命強的人，內(nèi)心生活強的人，在未得到歸宿之時，必東倒西歪，紛馳雜流，任何事足以吸之，任何事亦不足以安之。所謂煩悶困惑，即是極度的不安。一般人安于一件事或一種職業(yè)以系其身，這不是對于精神生活有強烈要求的人所能安。依做圣賢言，這全是習(xí)氣或氣質(zhì)的膠著。一般人安于習(xí)氣膠著中而無超拔的覺悟，此其所以為凡人也。宋儒講學(xué)即在求如何成圣成賢。其中之大流，是程朱一路。程朱提供出一義理之規(guī)模，為一般修學(xué)者所遵循。然陽明即于此起一大疑竇，在其生命中形成一大煩悶。與一大賢所提供之規(guī)模相接觸而生大疑，成大煩悶，這其中必有原故：或由于自己尚未了徹，或由于該規(guī)模本身有問題，或由于自己之生命氣質(zhì)有特殊之絪缊而總不能與之相契，而將有特殊之表現(xiàn)，將開創(chuàng)一新局。此一疑竇與煩悶是陽明生命史中一件大事。吾人必須深切注意。不疑則不悟，大疑則大悟?！耙伞辈皇峭庠诘睦碇堑挠螒?，而是內(nèi)在的生命上的事。能形成一大礙，即預(yù)期將來一大悟。其將開創(chuàng)一新局，可以說是其生命憤發(fā)向上中所必然要到達的。具不具根器的核心標準，即是有無這“生命的煩悶”；根器高低的核心標準，即在這“生命的煩悶”是大還是小。一如禪宗之參禪能否成功的核心條件，就是能否對某個代表某種問題之話頭起“疑情”，以及這疑情是大還是小。故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總結(jié)凝練，多少禪宗大德的悟道歷程皆予以了驗證。“疑情”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有疑惑，樸切來講正是這“生命的煩悶”。而非逼自己去疑，更非胡思亂想與疑神疑鬼。這種“生命的煩悶”，如牟宗三所言，是一種“內(nèi)在的生命”的“極度的不安”，這種不安來自于“生命強”、“內(nèi)心生活強”卻“未得到歸宿”。這種情形，貫穿了王陽明從留心于格物窮理至“龍場悟道”的全程。比如年譜中載，王陽明二十一歲，實踐程朱理學(xué)的格物窮理，格竹子用心力到病倒卻一無所獲，只好“自委圣賢有分”，把原因歸結(jié)為圣賢不是誰都能做的，自己不是那塊料。心灰意冷之中，把心思轉(zhuǎn)到詩詞文章、科舉功名上去了。二十七歲時，六年過去了，這種不安終究是蟄伏于心底而蠢蠢欲動，想尋求良師益友又找不到，只能日日時時“心持惶惑”。某日讀到朱子關(guān)于讀書應(yīng)“循序致精”之語，意識到自己以往只求廣博而未嘗致精，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呢？于是再遵前賢之教而行，日益浸潤中雖學(xué)問明理日漸融通自得，自心的安頓卻依舊了無消息。結(jié)果“沉郁既久，舊疾復(fù)作，益委圣賢有分”，心灰意冷到“遂有遺世入山之意”?！盁灷Щ蟆眳s沖撞不出去，這種心境以苦悶來形容更顯貼切。其有多苦多悶，普通人以自己有求于功名利祿而不得之苦悶相參照，或可體會一二。但也只是一二，因生命本身的苦悶是遠遠更加深刻的事。所謂刻骨銘心，這是與生命本身相關(guān)才會有的?！耙汕椤狈Q為“情”，即是這樣一種大苦悶的情態(tài)。若以十二歲立志學(xué)圣賢算起，王陽明就是帶著這樣的大苦悶二十多年，直至三十七歲時才得“龍場悟道”。我們可以想象，在這種深刻的如影隨形的苦悶之中，他必是念茲在茲，隨時在尋求突破，最終才有牟宗三所謂：“能形成一大礙，即預(yù)期將來一大悟。其將開創(chuàng)一新局，可以說是其生命憤發(fā)向上中所必然要到達的?！倍@絕非孤例，而是一切悟道者都曾歷經(jīng)過的。如禪宗古德悟道偈中“幾年個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及參禪成功前“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shù)”等語，已然透露消息。說到參禪，“看話禪”的開創(chuàng)祖師大慧宗杲自己，亦是如王陽明般最鮮明的例證。他曾自道：“老漢十七年參，也曾零零碎碎悟來，云門下也理會得些子，曹洞下也理會得些子，只是不能前后際斷?！笔吣甑臅r間里，他曾向禪宗五家七宗之宗旨中苦苦推求，也曾參問很多禪德，可始終不得那個稱為開悟的一念不生的照體獨立境界。宗杲禪師最終是在圓悟克勤座下得悟，而在往依克勤禪師前，他曾暗下決心：這次要還是不行，“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沒有參禪開悟這回事；“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宏一經(jīng)一論，把本修行，使他生后世，不失為佛法中人”，就只做個老實修行弘法的和尚去。其中的心灰意冷，那種心中的大苦悶，與王陽明別無兩般。王陽明與大慧宗杲都是在這種“生命的煩悶”的推動下，最終得以悟道。卻不止參禪如此，漸修之能夠道心堅固、勇猛精進，也絕離不開此點。若不然者，大乘五十二階位之漫長而艱辛的修證次第，要靠什么堅持下來，靠喝雞湯、打雞血或欺騙自己、強迫自己么？五十二位中還散布作為重要節(jié)點的種種“不退”之說，信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之類。退就是退轉(zhuǎn)、退墮，退步回去了，墮落回去了，發(fā)生退轉(zhuǎn)、退墮甚至是在相對凡夫很高的地位境界上。所以若無這種來自生命本身的最深層之推動力量，走得下去、爬得上去么？所以“生命的煩悶”的巨大重要性及意義所在，就是只有具備這樣的來自生命本身之源頭的最強烈、持久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才可以保證了此大事，絕無替代之物，否則終將不免淺嘗輒止與半途而廢。沒有這種生命的大煩悶，結(jié)果就只能是三種：要么只是一愛好者，要么沉迷于知見，要么在放逸之中偶爾蜻蜓點水罷了。“生命的煩悶”之所以是慧根的核心標準，是因能具備這種煩悶特別是大煩悶，乃稀有之人、稀有之事。絕大多數(shù)人則深為業(yè)障習(xí)氣所蔽，自我尚且不明，何況性情，更況生命。能具備者必是業(yè)淺習(xí)輕之人，所以來自生命本身的蠢動，其震動能夠顯現(xiàn)，并成一大驅(qū)動的力量。他們之為有性情人、有自我人、智慧靈利人，亦因于此，只是非最深之根本。這可以帶給我們巨大的啟示，即我們總以為我們要去修行，只有修行才能有所成就。卻不知在此之前，先要找到與立于一個至關(guān)重要乃至決定性的起點，即此“生命的煩悶”，此方為修行證果之途首要的節(jié)點。亦即先須成牟宗三所謂“生命強的人，內(nèi)心生活強的人”，而從“一般人安于一件事或一種職業(yè)以系其身”的“依做圣賢言，這全是習(xí)氣或氣質(zhì)的膠著”的禁錮之地中出脫出來。非如此，便永是“一般人安于習(xí)氣膠著中而無超拔的覺悟，此其所以為凡人也”。其實人生在世，只要未得最終安頓，生命的苦悶便都是有的，亦都是大的。問題其實是在體用割作兩截：生命本身為體，生存為用。迷失者只是被生存的焦慮所裹挾與淹沒，而把生命本身擱置于暗地了，因在生存的焦慮面前生命本身被視作“無用”。而不見生存之用亦只是生命本身的要求與需求，亦有反哺于生命本身的最終目的，生命本身更有它不共于生存的安頓要求。所以并不須講從生存回歸生命的老生常談，因生存亦是生命之一半。而可以講“即生存而生命”——在生存之中，若能懂得體認其中的生命課題之義，不僅足夠，亦為最上。儒家根本精神之一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憂患意識，《周易》“易多憂患”的根本課題，以及“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一切世間法，皆是佛法”、“一切治生產(chǎn)業(yè)，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的大乘佛教精神，其實便是這樣本為一體而統(tǒng)合觀照與體認的模式。如是即發(fā)動生命苦悶之機關(guān)，亦可謂煉根器、養(yǎng)慧根。最后，牟宗三“由于自己之生命氣質(zhì)有特殊之絪缊而總不能與之相契，而將有特殊之表現(xiàn)，將開創(chuàng)一新局”一句，亦極有味。因每一生命都是具獨特性安立的個體，悟道之一大本質(zhì)即是這獨特個體走出自己的一條新路。經(jīng)典圣賢之言則只是參照與摸索之資，因必有“我非他”的有隔。這是生命之煩悶必然要遭遇的根本理由，亦是生命之煩悶必須要具有的根本理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