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信仰——以梁家圪塔村文昌閣的三通碑刻為考察中心 ■趙 欣 (中共太原市委黨校)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摘 要：</b>文昌信仰是中國民間重要的信仰之一，它在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有著廣泛的傳播。梁家圪塔村文昌閣現(xiàn)存的三通碑刻記錄了其始建和重修的史實，這為我們研究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信仰提供了重要資料。通過對這三通碑刻的釋讀，結(jié)合田野調(diào)查的實際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當時信仰者遍及靈石各村社、社會各階層，并對神祇的信仰產(chǎn)生了理性認識。關(guān)鍵詞：文昌信仰；靈石地區(qū)；清代；碑刻。</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此文《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信仰——以梁家圪塔村文昌閣的三通碑刻為考察中心》發(fā)表在以上四張圖所示的《三晉文博》權(quán)威雜志上)。</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靈石縣位于山西省中部 ，地當孔道 ，素有 “燕冀之御、秦蜀之經(jīng) ”之稱 ，歷史上就是文化交流交融的通道。 明清時期 ，隨著科舉制度的規(guī)模化和制度化 ，文昌信仰在全國廣泛傳播 ，邑人對文昌帝君的崇祀也逐漸普遍。 明萬歷初年，靈石知縣白夏在靈石縣城文廟中建文昌魁星祠 ，出現(xiàn)了文昌祠廟附祀于廟學的社會場景； 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靈石知縣路一麟在翠峰山上修建了文昌廟（ 閣）[1] ；到了清代，靈石地區(qū)很多村鎮(zhèn)開始建文昌閣 ，文昌信仰也由點到面?zhèn)鞑ラ_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碑碣是考證歷史的文字資料載體。筆者在小學三年級（2004）時 ，在同村玩伴家的石子堆旁發(fā)現(xiàn)了一通碑刻 ，由于當時年幼 ，只記得一塊石頭上寫滿了不認識的字，但這件事就像一顆種子 ，一直埋在筆者的心中。2020 年 6 月 ，筆者再次來到幼時發(fā)現(xiàn)碑刻的地方（ 山西省晉中市靈石縣翠峰鎮(zhèn)張家莊村冷水泉），看到碑刻還在附近 ，經(jīng)抄錄、校點碑文 ，發(fā)現(xiàn)該通碑刻《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 同治九年）[2] 為夏門鎮(zhèn)梁家圪塔村清代重修文昌奎星樓（文昌閣）所立。2022 年 4 月 ，筆者得知同鄉(xiāng)中有文昌閣碑刻的保護者 ，他們在 2000 年前后發(fā)現(xiàn)并保護了兩通碑刻 ，第一通石碑陰陽兩面都有文字 ，碑陽為《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乾隆三十九年），碑陰為《文昌閣布施人姓名》（乾隆三十九年）；第二通石碑為《詩經(jīng)科甲題名榜》（紀年不詳）。《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乾隆三十九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是迄今為止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關(guān)于文昌閣修建年代最早的一塊碑文，碑文的撰寫者孫尚簡是乾隆辛卯（恩）科（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而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第一位文進士何思鈞是乾隆乙未科（乾隆四十年）進士 ，也就是說 ，在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沒有文進士之時 ，梁家圪塔村就請進士題寫碑文 ，并請拔貢書丹，請 “鐵筆（篆刻名家）” 鐫刻 ，花重金建閣 ，可見其對文昌閣修建的重視程度?！对娊?jīng)科甲題名榜》（紀年不詳）記錄了梁氏家族中第一個拔貢梁奕的科貢情況，《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 （ 同治九年）記述了清末重修文昌閣的史實。可以說 ，三通碑刻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對研究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信仰大有裨益。筆者不揣谫陋，試對其進行校錄、考釋 ，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p><p class="ql-block"><br></p> 一 、碑刻錄文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家圪塔村位于靈石縣夏門鎮(zhèn)境內(nèi) ，明朝洪武年間 ，梁氏族人從 “陜西渭南縣長壽原 ”[3] 移民于此，此后成為當?shù)氐氖兰彝澹以摯迩f坐落于土丘上，故名梁家圪塔。夏門鎮(zhèn)梁家圪塔村與翠峰鎮(zhèn)張家莊村冷水泉隔河相望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梁家圪塔村在南山上（今翠峰鎮(zhèn)張家莊村冷水泉山頂）修建了文昌閣。文昌閣在巽山乾向的風水位 ，即文昌閣坐東南向西北，俯瞰整個村莊，后經(jīng)道光五年（1825）略加補修 ，同治九年（1870）進行大修 ，至 20 世紀 60 年代被破壞 ，現(xiàn)僅存石砌基座和一段水渠?，F(xiàn)發(fā)現(xiàn)文昌閣三通清代石碑 ，第一通石碑陰陽兩面都有文字 ，碑陽為《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乾隆三十九年），全文共計 18 行 ，滿行 42 字 ；碑陰為《文昌閣布施人姓名》（乾隆三十九年），全文分七層刻 ：一層 18 行 ，滿行 8 字 ；二層 17 行 ，滿行 9 字 ；三層 17 行 ，滿行 10 字； 四層 17 行，滿行 5 字 ；五層 17 行，滿行 6 字；六層 14 行，滿行 6 字；七層 3 行，滿行 5 字 ；落款 1 行，共 13字 ；全文共計 104 行 ，志石為長方形 ，碑身高 120 厘米 ，寬 60 厘米 ，厚 14 厘米 ，碑文為楷書。第二通石碑為《詩經(jīng)科甲題名榜》（紀年不詳），志石為長方形 ，碑身高 50 厘米 ，寬 75 厘米 ，厚 14厘米 ，碑文為楷書 ，全文共計 2 行 ，滿行 11 字。第三通石碑為《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 同治九年），志石為長方形 ，碑身高 55 厘米 ，寬 105.5 厘米 ，厚 12.5 厘米 ，碑文為楷書 ，全文共計 44 行，滿行 23 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現(xiàn)將三通碑刻、 四塊碑記錄文（字跡漫漶不清處，用□代替）如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一 ）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鐵筆甯祿宗、甯隆宗敬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夫天地文明之氣運，盛于東南，堪輿家恒取之，而東南固地所缺陷也。天下之形，高則明，□則暗，或筑之層 臺，或取諸 岡 □, 蓋推其類，而以意通也。顧氣運終不可得，象而斗魁，戴匡六星，聚文之精，揚□之紀，則天宮書。所謂文昌宮也， 以 □天主，文之宿，而加諸文明之位， 而天事可象而也，缺可補，□人之宅是□□, 亦潛移默運□其中， 而文明可興，□ 固形也，亦理也。梁家圪塔為衣冠弦誦之鄉(xiāng)，所謂文明者，蓋已得之，即東南連岡綿亙，亦無有所謂缺陷者也，□以文明，取象之方，而當其位者，抑惟是危峰兀立，而文星不耀，亦猶然山水之無情者耳，無情固缺陷也，然則因高就遠，啟佑人文，□閣回籍以完造化矣。居人于是程材定制上木，下甓中樓，而水以石址，上祀魁星，法天象也，中祀文昌，效人文也。且是舉也，以興多士，乃伐石□碑，用待科甲而例得題名者，事屬一體，統(tǒng)號曰“文昌閣”。云閣既成，望之隆然，踞神岧蹽 ，汾水若筆山之脫□,若飛□之凌云，蓋堪輿家，象文明者，乃于是乎，應(yīng)其運也，可謂得形勝矣。夫韓昌黎精勤其業(yè)，掇科第于連年；夏侯勝經(jīng)術(shù)既明，取青紫如拾芥。以此地，人知向?qū)W固已青云有路，丹墀得祿，綢繆曲至，更作意于文峰奎岫間；昔壺山得水，而莆中之彥多沙□,是宅而□粟之里，夫用是觀之地脈之相成，豈 添悠哉，從此酣圖書之，府地翰墨之林，聯(lián)翩鵲起。 俾通 文明之盛者，僉曰：“此固從東南某 閣始也，□今日□創(chuàng)□為不朽矣?！惫て鹩谇∪拍甓拢捎诒灸晡逶?，其首事者，則文學 濱等及信士宏緒等也，厥功洵可尚哉，爰并記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辛卯科進士候銓知縣古□弟子孫尚簡敬撰乙酉科拔貢候銓直隸州州判解梁弟子王彝棻敬書糾首督工：梁宏緒、梁標、梁利榮、燕承緒；□□布施：生員梁昌緒、 □□；出入□□：梁應(yīng)魁、梁鋕 [4]、生員李定成、教諭梁濱 [5] 、燕九思、拔貢梁奕 [6] 、生員裴表、增生裴含章、生員梁秀升、生員梁登云、生員梁□、生員梁培芳。</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二）文昌閣布施人姓名</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教諭梁濱，銀二十兩。監(jiān)生梁利尤、監(jiān)生梁□、州同梁洮 [7] 、副貢梁鐻 [8] 、監(jiān)生梁步云、生員梁登云、生員梁瀛 [9]，以上各十八兩。梁利清 [10] 、監(jiān)生梁佶 [11] 、拔貢梁奕、監(jiān)生梁煦 [12] 、梁倬 [13]、梁慶芳 [14] 、燕九苞、梁作哲 [15] ，各十六兩。生員梁作勛 [16] 、梁作□,各十□兩。生員□□ 褒、梁習□,各十二兩。生員裴表 [17] 、裴裛、梁七 庠、梁□□,各十兩。梁攀云 [18] ，銀□兩。李□、李□,各□兩。監(jiān)生梁利□、生員梁秀升、梁□升，各五兩。監(jiān)生燕九霄、監(jiān)生李瑜，各四兩□錢。監(jiān)生燕九如、生員梁昌緒，各四兩。監(jiān)生梁利方，三兩。監(jiān)生梁蓁、耆賓李國瑞、監(jiān)生梁□緒、生員梁□□,各二兩。 監(jiān)生燕九鵬，一兩六錢。監(jiān)生梁可安 [19] 、監(jiān)生梁可用 [20] ，各一兩五錢。監(jiān)生李楷、梁應(yīng)魁、監(jiān)生梁可威 [21] 、監(jiān)生梁利魁、監(jiān)生梁可書 [22]、監(jiān)生李世昌、監(jiān)生李世發(fā)、梁國棟、李□ 可、生員裴含章 [23] 、裴元章、□佑、梁瀚 [24] ，各一兩。梁琰，銀八錢。梁湖、梁椿、梁標、梁成琚、梁成邑、梁世順、附生梁可居 [25] 、梁珽、監(jiān)生梁可旌、梁可福、梁可茂、梁發(fā)、梁璣、牛志仁，各五錢。張文光、梁應(yīng)端、李國祥、梁棟、梁宏緒、李陛、梁可親、梁可銘、梁應(yīng)科、梁森、梁靜 [26] 、燕承緒，各三錢。梁應(yīng)璋、梁美賢、梁□、□斌、梁應(yīng)賓、李鵬、李珮、梁可成、梁應(yīng)白、梁食祿、梁錄、梁起祿、鄭嘉賓，各二錢。梁耀緒、梁廷緒，各一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木匠：□學□；泥匠：□明遠；土工：劉瑞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時大清乾隆三十九年孟冬穀旦</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三）詩經(jīng)科甲題名榜</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奕：乾隆乙酉科拔貢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四）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南山為本村屏幛，其嶺稍東，建文昌奎星樓，巽山乾向，文脈所關(guān)也。自乾隆甲午創(chuàng)始，人文蔚起，應(yīng)試者恒數(shù)十人，游泮聯(lián)翩相繼，廩生嘗四、五；歷道光五年，略加補葺；迄今九十余年，風雨飄搖，柱朽欄摧，門窗有毀，前崖西北壞一大壑，拜跪地缺，東亦數(shù)壑甚，且神像多損，文風所以日頹，廩生止一，游泮甚稀，童試幾無人，衰亦極矣，久欲修之，財力不及，因集同人募得銀六十一兩五錢，錢一十九千文。卜吉，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興工，九月初五日告竣，費錢百千余，樓上、外五楹全易，內(nèi)易東南一楹，極為費力，東西易格扇為窗臺，皆用板釘，樓口加蓋，用鎖閣中門扇，易成實西崖，新筑水道，周圍加土堰，神像重新金妝，樓閣內(nèi)外一色用紅油，不事華飾，期久遠也。后之人嗣而葺之，俾勿損壞，庶幾文風復振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募化糾首：梁德修募化銀一十九兩；從九梁植本募化銀一十五兩；議敘六品梁兆行募化銀一十五兩；梁廷魁募化銀二兩錢十九千文；武翼都尉梁介和募化銀六兩五錢；監(jiān)生關(guān)從禮募化銀四兩；光祿寺署正吳文炳施銀六兩；國子監(jiān)典簿王錫瑞施銀四兩；德升當、興茂當、萬成當、德成當、恒泰當，各施銀三兩；大興元施錢三千文；世興吳、議敘同知王麗珍、永茂當、興和當、洪興吳、永泰和、慶元當、恒盛當，各施銀二兩；永成公、德隆當、德元當、景升公、瑞升局、隆源公、義興永、永泰裕、復茂局、元祥局、錦盛當、義盛當、恒吉當、雙星魁、天元號、天亨慶、洪興公、洪發(fā)祥、從九吳體道、吳履中，各施銀一兩；永義和施銀五錢；廣恒泰、興盛店，各施錢二千文；元和同、從九楊蔚潭，各施錢一千五百文；永?？?、元吉當、裕豐當、協(xié)成號、謙吉隆、恒裕元、恒成元、六合公、義茂永，各施錢一千文。督工糾首：議敘六品梁兆行、生員梁崇和、從九梁植本、監(jiān)生梁鼎和、監(jiān)生梁士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儒學生員梁崇和撰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從九梁鳳庭書丹。</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施工人燕凌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同治九年十月望日立石。</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上圖：《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 同治九年）（ 原碑照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 二 、碑文解讀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筆者試對以上碑文中的重要內(nèi)容初步作如下解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修建文昌閣的緣由。古人認為 ，文昌帝君是主掌文運之神，修建文昌閣旨在祈求文昌庇護，期盼人才輩出。 同時 ，文昌閣也是文人墨客登高望遠、聚會吟詩之所 ，承載著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據(jù)《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記載：“夫天地文明之氣運 ，盛于東南 ，堪輿家恒取之 ，而東南固地所缺陷也。” 之所以東南地勢有缺 ，原因在于 “抑惟是危峰兀立 ，而文星不耀 ，亦猶然山水之無情者耳，無情固缺陷也”，所以在此 “加諸文明之位 ，而天事可象而也 ，缺可補”，可以說 ，梁家圪塔村民在南山建文昌閣 ，既可補東南地勢之缺，更可在文脈所關(guān)之地啟佑人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二 ，文昌閣的修建者。文昌閣的修建者是以梁氏族人為主 ，以李氏族人、裴氏族人和燕氏族人等為輔的梁家圪塔村民。梁家圪塔村在乾隆年間主姓有梁姓、李姓、裴姓和燕姓。在《文昌閣布施人姓名》碑文中有梁可書、梁可居和梁利清三人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 ，梁可書 “繼李氏，本村監(jiān)生椳公胞妹。生女二人 ，長適夏門梁 ，次適本村裴 ”[27] ?？梢?，梁家圪塔村有李姓和裴姓 ，梁可書與本村的李姓、裴姓都有聯(lián)姻關(guān)系 ；梁可居 “字仁軒 ，妣張氏 ，生女三人 [28] ，長適南墕村張翔翼 ，次適水頭鎮(zhèn)李廷株 ，三適本村李圣謨 ”[29] ?？梢?，梁可居與本村的李姓也有聯(lián)姻關(guān)系。在《梁家圪塔村梁公靜齋暨杜安人墓志銘》中記載了 “后稍長，屢從先母至裴母舅家，公與母舅比鄰而居，因得習至公家 ”[30] 。可知 ，梁利清墓志銘的撰文者杜先華的舅父姓裴 ，而且與梁利清家比鄰而居，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梁家圪塔村有裴姓。至于梁家圪塔村的燕姓 ，在村中修橋、建廟的時候能看到他們的參與 ， 比如《重修永濟橋碑記》 中記載了 “ 國學博士弟子員燕公九皋 ”[31]，《重修觀音廟碑記》 中記載了 “監(jiān)生燕九皋施銀二兩……監(jiān)生燕九霄、監(jiān)生燕九鳴 ，各施銀一兩 ”[32] 。在本文所載的《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文昌閣布施人姓名》《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中也都有燕姓 ，這都說明了梁家圪塔村有燕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通過查閱族譜和墓志銘 ，可以找到 22 位梁氏族人的信息?！段牟w創(chuàng)建碑文》碑中的梁鋕、梁濱和梁奕 3 人，《文昌閣布施人姓名》碑中的梁洮、梁鐻、梁瀛、梁佶、梁煦、梁倬、梁慶芳、梁作哲、梁作勛、梁可安、梁可用、梁可威、梁可書、梁瀚、梁可居和梁靜共 16 人，都可以在《梁氏族譜》中查閱到相關(guān)信息?！段牟w布施人姓名》碑中的梁利清和梁攀云，《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中的梁崇和，可以在《梁家圪塔村梁公景南墓志銘》[33] 中查閱到相關(guān)信息。之所以梁利清、梁攀云和梁崇和在《梁氏族譜》中查閱不到他們的信息，原因在于他們與《梁氏族譜》所記載的人員屬同宗但不同支，《梁氏族譜》記載：“始祖諱貫”[34]，“貫 ，明大名府知事”[35]；《梁家圪塔村梁公景南墓志銘》記載：“知祖諱貫 ，前明歲進士 ，任大名府知事 ，代以詩禮傳家。” [36] 其他梁氏族人的信息查閱不到，與同宗不同支的原因相關(guān)。而李姓、裴姓和燕姓因無族譜和墓志銘的參照 ，無法查找到具體信息，但是根據(jù)這些姓氏人員持續(xù)多次參與村中修橋、建廟等工程 ，可以推斷出這些人員應(yīng)為本村人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三 ，文昌閣始建和重修所捐資金及其來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文昌閣始建時，《文昌閣布施人姓名》中明確記載了捐資的情況，碑文中共有 100 人，其中 97 人為布施人，3 人為工匠。在布施人中有功名者共 37 人 ，其中教諭 1 人 ，州同 1 人 ，耆賓 1 人 ，拔貢 1 人 ，副貢 1 人 ，監(jiān)生 22人 ，生員 9 人 ，附生 1 人。在布施人中捐銀 20 兩，1 人 ；捐銀 18 兩，7 人 ；捐銀 16 兩，8 人 ；捐銀 13 兩— 15 兩，2 人 ；捐銀 12 兩，2 人 ；捐銀 10 兩，4 人 ；捐銀 7 兩— 9 兩，1 人 ；捐銀 6 兩—8 兩，2 人 ；捐銀 5 兩，3 人 ；捐銀 4 兩 1 錢— 4 兩 9 錢，2 人 ；捐銀 4 兩，2 人 ；捐銀 3 兩，1 人；捐銀 2 兩，4 人 ；捐銀 1 兩 6 錢，1 人 ；捐銀 1 兩 5 錢，2 人 ；捐銀 1 兩，13 人 ；捐銀 8 錢，1 人；捐銀 5 錢，14 人 ；捐銀 3 錢，12 人 ；捐銀 2 錢，13 人 ；捐銀 1 錢，2 人；468 兩 6 錢≥始建總捐銀≥ 457 兩。 同治九年（1870），文昌閣重修時，《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 中明確記載了捐資的情況 ，碑文中有 “ 同人”（梁家圪塔村民）捐銀 61 兩 5 錢 19 千文（以制錢 1000 文折銀一兩計算，折銀 80兩 5 錢）；通過外出向官紳、商號募化得銀 123 兩 38 千文（以制錢 1000 文折銀一兩計算，折銀 161兩），總捐銀 184 兩 5 錢 57 千文（ 以制錢 1000 文折銀一兩計算 ，折銀 241 兩 5 錢）?？傊?，參與這兩次捐款的既有官員、士紳，也有商人、商號，還有普通百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四 ，商號參與捐修文昌閣的情況。在《重修文昌奎星樓碑記》 中記載了商號參與捐修的相關(guān)信息。到了同治九年（1870），僅靠梁家圪塔村民的力量已經(jīng)不能承擔起文昌閣的重修工程 ，為了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村中推舉的募化糾首外出募化資金 ，在被募化的對象中出現(xiàn)了 44 家商號，其中當鋪 16 家 ，放賬鋪（永成公）1 家 ，布莊（永泰裕）1 家，其他店鋪 26 家，共捐資 47 兩 5 錢17 千 500 文（ 以制錢 1000 文折銀一兩計算 ，折銀 65 兩）。這些商號是研究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史料，有的商號捐款時間跨越百年 ，如萬成當、德成當和德隆當 ，以下是三家商號在靈石公共工程捐資碑刻上留下的記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通過查閱資料 ，可推斷出部分商號大致的經(jīng)營時間，遺憾的是 ，大部分商號當時具體經(jīng)營什么行業(yè) ，股東是何人 ，在何處經(jīng)營 ，大都已無法得知。但我們還可以在一些資料中看到個別商號的相關(guān)情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咸豐元年（1851）所立的《靜升村觀音閣布施碑記》[40] 中記載了京都德成當捐銀 2 兩，且依上表 2 可知，德成當在靈石有著百年的捐款歷史 ，因此可以推斷出德成當是外地商人在靈石開設(shè)的一個分號 ，可見外地商人來到本縣后積極地參與捐賑活動以確保其生意興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明清民國靈石商人與商業(yè)研究》中所載的《人地綱目》（光緒年間）說明永成公商號是放賬鋪 ，東家為靈石天成興 ，[41] 總店所在地在歸德府，并在劉溝集、店集只和劉家口有支店 ，這是靈石商人在外地出資開設(shè)的商號。在宣統(tǒng)元年（1909）所立的《壇鎮(zhèn)鄉(xiāng)程家溝村補修三義廟碑記》 中記載： “久盛德、源益永、永順昌、聚宜成、虞城豐泰升、永成公、久盛德、天泰昌、寧邑晉泰升、鹿邑天元德、亳州榮盛長、裕盛豫、義合永、洪德興、蒙邑義成泰、高邑同心和、義集協(xié)成泰、聚慶和、吉成生、晉泉永 ，以上各施銀二兩?！?[42] 捐款名單中外地商號前都加上了屬地 ，而永成公商號前卻沒有，說明永成公商號在靈石也有支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到了民國二十年（1931），有些商號依然在經(jīng)營 ，如永泰裕和興和當。“永泰裕 ，經(jīng)營京貨，其財東為平遙分號，經(jīng)理是李慶長，從業(yè)人員有 6 人，地址在靈石北街?！?[43] “興和當，其股東為張海樓 ，經(jīng)理是張善卿，地址在靈石北門里?！?[44]</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當然 ，之所以有商號捐款 ，這和村中有人從事商業(yè)活動以及村邊有集市相關(guān)。在靈石發(fā)現(xiàn)的碑碣中 “清順治到乾隆十七年之前的碑文中幾乎不見有商號捐款 ”[45] ，實際上清朝乾隆十七年到乾隆六十年發(fā)現(xiàn)的碑刻中記載有商號捐款的情況也少 ，這也并不意味捐款人中沒有商人 ，只是他們沒有用自己的商人身份或商號名義捐款，梁家圪塔村梁氏族人梁利清就是典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公諱利清，時彥其字也，世居梁家圪塔村，西鄉(xiāng)一帶惟梁姓最顯。自公先世，代有隱德，皆以耕讀為本務(wù)。公幼穎異，授書觸目成誦，父兄先生咸器重之。后以齠年失怙，基業(yè)殷富，家政無人主持，公慨然曰：“吾人生平表見多端， 安能坐視先業(yè)飄零而區(qū)區(qū)于筆墨哉！”于是以摒擋門戶酬應(yīng)，官司托諸胞侄達夫公，而自□經(jīng)營生理。為任時，堂兄弟四人開設(shè)生意數(shù)家，俱在涿郡一屬，悉資公為總理，而公精明能干，處置得宜，咸稱公為能事。[46]</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由此可知 ，因家業(yè)無人管理 ，梁利清便棄儒從商 ，還與堂兄弟在涿郡開設(shè)了數(shù)家生意。在經(jīng)商致富后 ，梁利清重義輕財 ，熱心家鄉(xiāng)的公益事業(yè)，“凡村中義……捐輸 ，村南有石橋一座 ，公倡捐補修者數(shù)次 ”[47] 。他不僅多次捐修村南的永濟橋 ，還捐修了文昌閣。梁家圪塔村民的經(jīng)商行為持續(xù)多時 ，在民國時期依然存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本生源銀號，資本 10 萬元，東家為河北省祁州鎮(zhèn)蔣氏，經(jīng)理由靈石縣梁家圪塔村人李錫畬擔任，后由靈石縣夏門村人梁如山擔任，在天津設(shè)有分號。從業(yè)人員 50 余人，大部分為靈石人。[48]從乾隆年間到民國時期，村中一直有人從事商業(yè)活動，這對于向商人商號募化資金是有幫助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清代中后期，靈石商人的發(fā)展壯大，推動了集市貿(mào)易的迅速發(fā)展，梁家圪塔村處在交通要道上，嘉慶年間就有了集市。以下是靈石地區(qū)嘉慶至民國時期的集市情況：城市，期三、六、九；小水鎮(zhèn)，期四、五、八；蘇溪村，期一、三、五、七、九；靜升村，期三、六、七、九；仁義鎮(zhèn)，期一、六；峪口村，期二、四、八；雙池鎮(zhèn)，期一、三、五、七、九；段純村，期一、三、五、七、九；夏門村，期一、三、五、七、九；梁家圪塔，期二、八；道美村，期二、八。[49]</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村邊的集市必然有商人往來 ，這也有助于村民與商人接觸，有利于向商號募化資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總之 ，商號捐款在重修文昌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商號也拉近了與民眾的距離，有助于商人在靈石地區(qū)從事商業(yè)活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五 ，文昌、魁星合祀。古人在奉祀文昌帝君的同時，也崇祀主宰文運、掌世間功名利祿的諸神 ，如魁星。據(jù)《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可知 ，梁家圪塔村所建的文昌閣，“上祀魁星 ，法天象也 ，中祀文昌 ，效人文也”。 當然 ，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帝君神像不僅可見于文昌閣中 ，還可見于文廟、關(guān)帝廟和魁星樓等建筑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六，孫尚簡和王彝棻的科貢情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孫尚簡 ，山西芮城人，“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科舉人 ”[50] 。關(guān)于他中進士的時間 ，不同的文獻記載不同，《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 中記載 ，他為辛卯［ 乾隆三十六年（1771）］（恩）科進士 ，而民國《芮城縣志》記載 ，他為 “壬辰［乾隆三十七年（1772）］科進士 ”[51] 。筆者認為他是辛卯（恩）科進士 ，因為碑文由他撰寫 ，出現(xiàn)差錯的可能性不大 ；而縣志為后人編寫，極有可能出現(xiàn)錯誤。孫尚簡中進士后的十二年間一直處于候銓階段 ，在此期間為文昌閣題寫了碑文 ，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才被授予實職 ，根據(jù)《乾隆帝起居注 · 四十八年九月 》記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九月十六日甲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是日，吏部奏，本年八月分簽掣，直隸廣平府通判孔毓麟、福建興化府通判長生、江西寧都州石城縣知縣孫緒煌、浙江處州府景寧縣知縣洪肇楷、山西沁州武鄉(xiāng)縣知縣白鶴、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梁孔珍、浙江處州府縉云縣知縣周掞、福建福寧府福鼎縣知縣孫尚簡、湖北武昌府崇陽縣知縣揭廷錦、四川眉州彭山縣知縣賈策、山西汾州府寧鄉(xiāng)縣知縣彭澤、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知縣馮翊漢，一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奉諭旨孔毓麟等依擬用，余依議。[52]</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他被分發(fā)至福建福寧府福鼎縣任知縣。在福鼎知縣任上兩年 ，而后就沒有任官的記載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王彝棻 ，字馨德 ，山西解縣人（今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qū)），“乙酉科［乾隆三十年（1765）］拔貢 ”[53]，“辛卯科［乾隆三十六年（1771）］舉人”[54]。</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家圪塔村之所以能請到孫尚簡為文昌閣撰文 ，王彝棻為碑刻書丹 ，原因可能與梁濱的任官經(jīng)歷和梁奕的科貢情況相關(guān)，梁濱和梁奕應(yīng)與這兩人有交游關(guān)系。梁濱，字圣溪，號竹圃，在乾隆年間，任垣曲縣教諭 [55] 。從歷史和地緣的角度來看，在清雍正二年（1724）至雍正七年（1729）之間，垣曲縣、芮城縣和解縣都屬解州管轄 ，到了雍正七年（1729），垣曲縣劃歸絳州管轄 ，這三個縣相距不遠 ，這就為梁濱與孫尚簡、王彝棻的交游提供了可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濱的任職時間不同文獻有不同記載 ，在光緒《垣曲縣志》[56] 中記載：</p><p class="ql-block">李鵬，長治，舉人，乾隆三十八年任。</p><p class="ql-block">梁濱，靈石，歲貢，乾隆四十九年任。</p><p class="ql-block">李蘊芳，介休，歲貢，乾隆五十三年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而梁濱為《梁氏族譜》所作的序文中 ，有這樣的記載：“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長至之吉 ，裔孫濱志于垣曲學署之居易堂?！?[57] 也就是說 ，梁濱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經(jīng)任垣曲教諭了 ，這就可以證明光緒《垣曲縣志》所載的梁濱任職時間有誤 ，而據(jù)《文昌閣布施人姓名》記載 ，乾隆三十九年（1774），梁濱就以教諭身份捐款 ，所以他任職垣曲縣教諭的時間應(yīng)不晚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梁濱為《梁氏族譜》所作的序中，有這樣的記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余司鐸垣邑，到絳，有與余素聯(lián)譜者，亦絳之巨家，過其家，視其譜，載先世系陜西渭南縣長壽原人也，明洪武間昆季五人，一移河南，一移山西絳州，一移山西介休，其一即吾家也，然世遠年湮，無從可考。[58]</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可見 ，梁濱就任垣曲縣教諭后 ，也與當?shù)赝褰佑| ，所以他很可能也與孫尚簡和王彝棻有過接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奕 ，字禹甸 ，乙酉科［乾隆三十年（1765）］拔貢。[59] 他與王彝棻是同年拔貢 ，在省里舉辦的拔貢復試和去京城的朝考中一定有機會碰面，拔貢考試就為他們提供了相互交往的機會，極有可能因為這場考試 ，兩人有了交游關(guān)系，并在日后的生活中有往來，所以當梁家圪塔村營建文昌閣時便請王彝棻為碑刻書丹。</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七 ，文昌閣的修建 ，錯開了農(nóng)忙季節(jié) ，選擇在農(nóng)閑季節(jié)動工 ，比如就錯開了冬小麥的種植、收割時間，這體現(xiàn)出在農(nóng)耕文化的影響下，建筑營造不誤農(nóng)時。文昌閣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農(nóng)歷二月至農(nóng)歷五月，農(nóng)歷二月天氣回暖開始施工 ，到農(nóng)歷五月冬小麥開始收割 ，工程也就結(jié)束了。文昌閣第二次重建于同治九年（1870）的農(nóng)歷七月二十五日至農(nóng)歷九月五日。筆者采訪村中老人得知 ，舊時種麥較早 ，白露時節(jié)要見麥苗。據(jù)此推測 ，在農(nóng)歷七月二十五日開工之前 ，當?shù)鼐鸵呀?jīng)種植了冬小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八，詩經(jīng)科甲題名榜。據(jù)《文昌閣創(chuàng)建碑文》記載：“乃伐石□碑，用待科甲而例得題名者?！笨梢钥闯?，在修建文昌閣時 ，就已經(jīng)準備為有科舉功名的人在石碑上題名。之所以稱為詩經(jīng)科甲題名榜 ，與取得功名的科考士子在五經(jīng)中擅長《詩經(jīng)》有關(guān)，詩經(jīng)科甲題名榜上只有梁奕一人 ，梁奕應(yīng)治《詩經(jīng)》。</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九 ，文昌閣的興廢所反映的問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文昌閣的興廢反映了梁家圪塔村的興衰榮辱 ，特別是梁氏家族的興衰問題。乾隆年間 ，梁氏家族家境殷實 ，據(jù)《梁氏族譜》所載：“余宰靈邑□民 ，數(shù)圖籍 ，梁氏紳衿 ，糧石（糧食）為多?！?[60]這是曾任靈石知縣的沈光渭在乾隆五年（1740）為《梁氏族譜》所作序文中的一段話。沈光渭的任職信息在嘉慶及民國《靈石縣志》中記載缺失 ，在道光《永定縣志》中有如下記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沈光謂（渭）字尚而。博通典故，居常喑然自處，及論古人孤忠苦節(jié)，輒情聲俱烈。以進士知山西靈石縣、權(quán)嬴余以蘇民困，疏汾河以濟民患，修復子夏祠，捐俸倡置祀田，奉諸生課藝、賦詩其中。致仕，平陽太守章延珪延為正誼書院山長。多有著述，皆未刻。[61]</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可見其致仕后 ，擔任平陽正誼書院山長。梁濱為《梁氏族譜》所作的序文中記載：“先伯父與先君從邑侯沈公讀書平陽，慨然興念及此 ，沈公即為作序 ，以嘉其志。” [62] 也就是說 ，沈光渭與梁可璨、梁可珍是師生關(guān)系 ，而且沈光渭非常看好兄弟二人 ，他為《梁氏族譜》所作的序文中記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吾觀梁生兄弟 ，讀書自愛 ，確有醇風。” [63] 兄弟二人能使曾任縣令的沈光渭為其族譜作序 ，既因師生關(guān)系 ，也與梁家在靈石地方上有影響、資財豐厚有關(guān) ，正是在村中有富戶且重視文教的背景下 ，文昌閣才得以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建。此后 ，文昌閣修葺兩次，第一次修葺在道光五年（1825），筆者認為當時建筑損壞不大 ，所以略加補修。第二次修葺在同治九年（1870），當時建筑已被嚴重破壞?！吨匦尬牟菢潜洝?中談到 “久欲修之”，證明建筑很早就損壞了，但因 “財力不及”，修繕工作一直拖到同治九年，再從當時籌集的銀兩數(shù)看 ，當時梁家圪塔村已經(jīng)衰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文昌閣的興廢也反映了梁家圪塔村民對文昌和魁星的崇拜。梁家圪塔村之所以兩次修葺文昌閣，目的就是文化中興 ，祈求文人輩出。乾隆年間 ，村中科第不絕 ，但同治年間竟 “童試幾無人”，村民主觀上把 “文風所以日頹 ” 的原因歸于文昌閣遭到破壞，認為文昌閣的興廢主宰了村中的文運，所以即便 “財力不及”，仍要修葺文昌閣。文昌閣的修葺給了村民積極的心理暗示 ，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教育的發(fā)展。</p><p class="ql-block"><br></p> 三 、認識與討論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家圪塔村文昌閣主體建筑雖已損毀，但其始建和重修有著連續(xù)的碑文記載 ，這對研究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信仰有著重要價值。筆者在查閱其他資料和田野調(diào)查的過程中，認識到當時的信仰者遍及靈石各村社、社會各階層 ，而且他們對神祇的信仰產(chǎn)生了理性認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一 ）信仰者遍及靈石各村社</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文昌閣是奉祀文昌帝君的場所 ，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文昌閣的建筑地域從縣治逐步擴大到全縣的村社，體現(xiàn)了文昌信仰在縣域內(nèi)的廣泛傳播。根據(jù)筆者目前所見的地方志，并結(jié)合田野調(diào)查所見的文昌閣建筑及碑刻 ，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文昌閣的修建情況詳列如下 :</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限于文字資料和田野調(diào)查中所遇到的相關(guān)情況 ，表 4 中只統(tǒng)計了 30 座文昌閣 ，實際上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閣不止 30 座 ，而且文昌帝君還被崇祀于其他的祠廟 ，所以信仰者遍及靈石各村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二）信仰者遍及社會各階層</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明清以降，作為地方官的靈石知縣白夏、路一麟、張曾敏和汪志伊都曾主持修建文昌祠廟 ，以壯觀瞻、行教化 ，到了清代地方官還為奉祀文昌立條約 ，據(jù)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靈石知縣虞奕綬所撰寫的《靈石縣翠峰山文星閣請立條約碑記》記載：“祀在卯戌之月 ，多士四集，恐規(guī)條不立，日久將替 ，祀典 ，士習所系匪淺，請示之約為圭臬奉。” [64] 可見 ，在文昌帝君還未進入官方祀典之前，靈石知縣虞奕綬就要求在卯、戌之月 ，即農(nóng)歷二月和九月 ，士子們要集聚起來在翠峰山文昌閣上舉行祭祀文昌的活動。到了清嘉慶六年（1801），文昌帝君被正式列入國家祀典，“與關(guān)帝同祭品，犢一、羊一、豕一、爵三、香燭帛 ，又令致祭帝君三代于后殿 ，品用少牢 ”[65] 。每年官府還為文昌廟撥祭祀銀 “一十五兩七錢八分”[66]。</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士紳是文昌祠廟建筑的重要倡修人和文昌信仰者。在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祠廟碑文中 ，可以看到很多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作為糾首和捐款人助力文昌祠廟的修建 ，還有諸如鄉(xiāng)飲耆賓、鄉(xiāng)飲介賓等在地方享有聲望的士紳也參與其中。士紳還是文昌信仰傳播的重要推動群體 ，對于他們而言，刻印《文昌帝君陰騭文》是傳播文昌信仰的重要途徑 ，在清代北王中村文昌閣中就有士紳刊刻的《文昌帝君陰騭文》石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宗教界人士也參與到文昌祠廟的建設(shè)中，《南關(guān)鎮(zhèn)仁義村補修文昌閣碑記》 中就有 “ 乙元寺本亮”[67] 的記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普通民眾是信仰者中人數(shù)最多的 ，在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文昌祠廟碑文中 ，可以發(fā)現(xiàn)參與文昌祠廟捐款、捐物的人群中 ，大部分都是普通民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三）信仰者的理性認識</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信仰者祈求得到文昌帝君的庇佑 ，所以選擇為其修建祠廟并進行相關(guān)祭祀活動。據(jù)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翠峰鎮(zhèn)河洲村重修文昌閣碑記》記載：“奈代遠年湮 ，風雨漂零 ，棟宇傾圮 ，神之不妥 ，人其誰佑？”[68] 在《南關(guān)鎮(zhèn)仁義村補修文昌閣碑記》 中記載：“倘令神明不祀 ，無以獲福功德?！?[69] 以上兩處碑文表明了信仰者對神祇的敬畏，認為不奉祀文昌帝君就無法得到其庇佑 ，無法獲得福報。當然，也有信仰者有了理性的認識，并不是一味夸大神祇的影響 ，據(jù)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兩渡鎮(zhèn)徐家山村創(chuàng)修文昌閣碑記》記載：“念科甲之非人為 ，文章之有神助。洵可知人才之盛 ，固不可全聽命于天 ，而天道燦于上 ，人事昭于下 ，未始不交修而并著焉。” [70] 古人已經(jīng)認識到，科考功名不能完全依靠神祇護佑，還需個人努力。</p><p class="ql-block"><br></p> 四 、結(jié) 語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科舉考試的影響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推動下 ，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廣建文昌祠廟 ，還定期舉行官方祭典和民間祭祀活動。可以說 ，文昌信仰在清代山西靈石地區(qū)的民間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信眾廣泛，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值得深入研究。筆者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也發(fā)現(xiàn)近現(xiàn)代以來的很多新式學校都是在文昌祠廟的基礎(chǔ)上建立的 ，比如民國九年（1920）就在兩渡村文昌宮的基礎(chǔ)上成立了第五高級小學校 ，還有道美村小學也曾依托村中的文昌宮辦學。這些文昌廟產(chǎn) ，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靈石近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b>[ 1 ]</b> 因不同年代所修志書對其稱謂不同，實則指同一處文昌祠廟。</p><p class="ql-block"> <b>[ 2 ]</b> 原碑無標題，標題為筆者所加。</p><p class="ql-block"> <b>[ 3 ] </b>梁濱：《梁氏族譜》（梁志友藏），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 8 頁。</p><p class="ql-block"><b>[ 4 ] </b>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鋕，字銘心，梁可居次子，出繼長門（梁可安）。</p><p class="ql-block"><b>[ 5 ]</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濱，字圣溪，號竹圃，梁可珍長子，曾任絳州垣曲縣教諭。</p><p class="ql-block"><b>[ 6 ]</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奕，字禹甸，梁可昌次子，乾隆乙酉科拔貢，曾就職州判。</p><p class="ql-block"><b>[ 7 ] </b>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洮，字望濤，號樂水，梁可璨子，曾任浙江金華府義烏縣知縣。</p><p class="ql-block"><b>[ 8 ]</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鐻，字爾鐘，梁可昌長子，乾隆辛卯科副榜，曾任保定府直隸州州判。</p><p class="ql-block"><b>[ 9 ]</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瀛，字季洲，梁可珍三子，乾隆庚子科副榜。</p><p class="ql-block"><b>[10]</b> 據(jù)《梁家圪塔村梁公景南墓志銘》記載：梁利清，字時彥，梁成功子，候選布政司經(jīng)歷。</p><p class="ql-block"><b>[11]</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佶，字吉人，號天相，梁可室三子。</p><p class="ql-block"><b>[12]</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煦，字仲和，梁可珍次子，候選布政司經(jīng)歷。</p><p class="ql-block"><b>[13]</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倬，字云峰，梁可昌三子，候選州同。</p><p class="ql-block"><b>[14] </b>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慶芳，梁可室孫，梁健子。</p><p class="ql-block"><b>[15] </b>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作哲，梁可璨孫，梁洮長子。</p><p class="ql-block"><b>[16] </b>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作勛，字克有，梁可珍孫，梁濱子。</p><p class="ql-block"><b>[17] </b>據(jù)民國《靈石縣志》記載：裴表，乾隆己酉科拔貢。</p><p class="ql-block"><b>[18] </b>據(jù)《梁家圪塔村梁公景南墓志銘》記載：梁攀云，梁成功孫，梁利清長子。</p><p class="ql-block"><b>[19]</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可安，梁期選孫，梁立業(yè)長子。</p><p class="ql-block"><b>[20]</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可用，梁期選孫，梁立業(yè)三子。</p><p class="ql-block"><b>[21]</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可威，梁期抜孫，梁成業(yè)長子。</p><p class="ql-block"><b>[22]</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可書，梁期抜孫，梁創(chuàng)業(yè)次子。</p><p class="ql-block"><b>[23] </b> 據(jù)民國《靈石縣志》記載：裴含章，嘉慶壬申科歲貢。</p><p class="ql-block"><b>[24]</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瀚，梁可貴子。</p><p class="ql-block"><b>[25]</b> 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可居，字仁軒，梁期選孫，梁立業(yè)次子。</p><p class="ql-block"><b>[26] </b>據(jù)《梁氏族譜》記載：梁靜，字樂山，梁可庭長子。</p><p class="ql-block"><b>[27] </b>同 [3]，第 61 頁。</p><p class="ql-block"><b>[28] </b>《梁氏族譜》中誤寫為“生女二人”。</p><p class="ql-block"><b>[29]</b> 同 [3]，第 51 頁。</p><p class="ql-block"><b>[30] </b>景茂禮、劉秋根：《靈石碑刻全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1855 頁。</p><p class="ql-block"><b>[31]</b> 李凱明、耿步蟾：民國《靈石縣志》，1934 年鉛印本，第 702 頁。</p><p class="ql-block"><b>[32] </b>同 [30]，第 471 — 472 頁。</p><p class="ql-block"><b>[33]</b> 同 [30]，第 1100 — 1101 頁。</p><p class="ql-block"><b>[34] </b>同 [3]，第 11</p><p class="ql-block"><b>[35]</b> 同 [3]，第 73 頁。</p><p class="ql-block"><b>[36]</b> 同 [30]，第 1100 頁。</p><p class="ql-block"><b>[37]</b> 此表所列碑刻自上而下分別見于：景茂禮、劉秋根編著《靈石碑刻全集》，第 690、720、801、905、916、 1012、1332、1447、1505 頁。</p><p class="ql-block"><b>[38]</b> 此表所列碑刻自上而下分別見于：景茂禮、劉秋根編著《靈石碑刻全集》，第 720、921、955、1012、1147、 1234、1272、1390、1447、1483、1505、1574、1907 頁。</p><p class="ql-block"><b>[39]</b> 此表所列碑刻自上而下分別見于：景茂禮、劉秋根編著《靈石碑刻全集》，第 392、690、741、916、1452 頁。</p><p class="ql-block"><b>[40]</b> 同 [30]，第 1234 頁。</p><p class="ql-block"><b>[41]</b> 山西省晉商文化基金會、晉中市人民政府：《明清民國靈石商人與商業(yè)研究》，三晉出版社，2021 年，第 104頁。</p><p class="ql-block"><b>[42]</b> 同 [30]，第 1555 頁。</p><p class="ql-block"><b>[43]</b> 山西省政協(xié)《晉商史料全覽》編輯委員會、晉中市政協(xié)《晉商史料全覽 ·晉中卷》編輯委員會：《晉商史料全覽 ·晉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66 頁。</p><p class="ql-block"><b>[44]</b> 同 [43]，第 569 頁。</p><p class="ql-block"><b>[45]</b> 同 [41]，第 30 頁。</p><p class="ql-block"><b>[46] </b>同 [30]，第 1855 頁。</p><p class="ql-block"><b>[47] </b>同 [30]，第 1855 頁。</p><p class="ql-block">[48] 山西省政協(xié)《晉商史料全覽》編輯委員會：《晉商史料全覽 ·金融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91 頁。</p><p class="ql-block"><b>[49]</b> 同 [31]，第 163 頁。</p><p class="ql-block"><b>[50]</b> 張亙、蕭光漢：民國《芮城縣志》，1923 年鉛印本，第 424 頁。</p><p class="ql-block"><b>[51] </b>同 [50]，第 419 頁。</p><p class="ql-block"><b>[52]</b>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帝起居注》第 33 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352 — 353 頁。</p><p class="ql-block"><b>[53]</b> 《山西文華》編纂委員會：光緒《解州志》，三晉出版社，2016 年，第 416 頁。</p><p class="ql-block"><b>[54] </b>同 [53]，第 383 頁。</p><p class="ql-block"><b>[55]</b> 同 [31]，第 397 頁。</p><p class="ql-block"><b>[56]</b> 薛元釗、張于鑄：光緒《垣曲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 山西府縣志輯》第 61 冊，鳳凰出版社，2005 年，第85 頁。</p><p class="ql-block"><b>[57]</b> 同 [3]，第 10 頁。</p><p class="ql-block"><b>[58]</b> 同 [3]，第 7 — 8 頁。</p><p class="ql-block"><b>[59]</b> 同 [31]，第 356 頁。</p><p class="ql-block"><b>[60]</b> 同 [3]，第 1 頁。</p><p class="ql-block"><b>[61]</b>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道光《永定縣志》，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431 頁。</p><p class="ql-block"><b>[62</b>] 同 [3]，第 8 頁。</p><p class="ql-block"><b>[63]</b> 同 [3]，第 4 頁。</p><p class="ql-block"><b>[64]</b> 同 [30]，第 640 頁。</p><p class="ql-block"><b>[65]</b> 同 [31]，第 259 頁。</p><p class="ql-block"><b>[66]</b> 同 [31]，第 181 頁。</p><p class="ql-block"><b>[67]</b> 同 [30]，第 1866 頁。</p><p class="ql-block"><b>[68]</b> 同 [30]，第 1168 頁。</p><p class="ql-block"><b>[69]</b> 同 [30]，第 1866 頁。</p><p class="ql-block"><b>[70]</b> 同 [30]，第 1127 頁。</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55, 138, 0);">------------------------</span></p> <p class="ql-block"><b>作者簡介：</b>趙欣，男，山西靈石人，中共黨員，歷史學碩士，現(xiàn)任中共太原市委黨校文史教研室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與傳承。在省級期刊發(fā)表文章5篇，在市級期刊發(fā)表理論文章1篇。</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責任編輯：</b><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15px;">梁志友 韓雅 藺懷義 梁永祥 藺霽娥 李興喜 藺峰麗 李永吉</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