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九三的前述——在11月第三期【新前衛(wèi)系列連載小說】話題討討中，新明皇向【新明皇聊天群】發(fā)來了一份，關于展望2026年的報告——</p><p class="ql-block"> 新明皇在報告認為自人類社會從公元前221年首次邁上第二臺階文明這一水平位置迄今，最終呈現(xiàn)出來中美俄所謂三大中心國家的基本格局，它應該就是第二臺階文明這一水平位置之文明總成性最的好表現(xiàn)了！好就好在第二臺階文明的歷史經驗主義與現(xiàn)實存在主義上，進入2025后中美俄在更多方面可以有結合點了，這一甚是理想的格局在過去200年間極為罕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九三、《新明皇關于2026年展望報告》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報告一、中美俄座上外部治理主桌理天下事彼此間必須尋找到要么是政治上的、要么是安全上的結合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們現(xiàn)在來定義所謂中美俄要有這兩方面的結合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首先是中俄兩國在政治上重要的結合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紀念反法西斯主義勝利80周年大閱兵中，兩國領導人共同宣誓中俄兩國，是取得二戰(zhàn)勝利成果的主導力量！而否定和貶損中俄兩國在反法西斯主義勝利、以及二戰(zhàn)后建立新國際秩序的主導作用的企圖都是錯誤的；這樣，中俄兩國在這一核心問題上的立場是高度一致的(言下之意就是中俄兩個在今后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上也是高度一致的)！而中俄兩國這一政治決定，符合兩國所奉行外部治理基本的政治原則——</p><p class="ql-block"> 其一是兩國領導反法西斯主義勝利的政黨——中國是中國共產黨、蘇聯(lián)是蘇聯(lián)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從二戰(zhàn)勝利后的1949年迄今都是執(zhí)政黨；雖然現(xiàn)在俄羅斯的執(zhí)政黨不是蘇聯(lián)共產黨，而是俄羅斯統(tǒng)一黨，但俄羅斯統(tǒng)一黨承認和繼承了蘇聯(lián)共產黨的歷史作用！而且，過去的蘇聯(lián)共產黨繼續(xù)以俄羅斯共產黨存在著)。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原則；</p><p class="ql-block"> 其二是二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國家、而中國當時雖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了紅色政權(這一紅色政權卻是領導中國反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反法西斯主義勝利80周年時，中俄兩國實際上進一步重申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政黨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力量——而中俄兩國政府在反法西斯主義勝利80周年時這一重新的確認，當然是中俄兩個在政治上最大的結合點……</p><p class="ql-block"> 中俄兩國現(xiàn)在重申兩國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結合點，是要撥正自中國1971年進入開放中國、以及1991年蘇聯(lián)回去俄羅斯甚囂塵上的西方主義話術，因為現(xiàn)在的情勢變了……</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其次是俄美兩國現(xiàn)在開始在政治上尋求結合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自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fā)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世界上在對俄烏沖突的立場上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以當時的美國拜登政府與北約為首的挺烏派——持這一派立場在意識形態(tài)政治上都為資本主義價值派(包括俄羅斯與烏克蘭本身；以及當然包括日韓澳這些既是美國的盟友、又是所謂北方發(fā)達國家)；而另一派則是中立派——包括金磚國家除俄羅斯之外的四國、G20中剔除挺烏派的所有南南國家、以及全球幾乎所有的南方國家(然而，在全部南方國家中，既有用社會主義價值治理內部社會的中國、朝鮮、越南、古巴；以及同樣與挺烏派一樣用資本主義價值治理內部社會的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亞、土耳其等國家)——那為什么在俄烏沖突的立場上，世界上用社會主義價值治理內部社會的國家一律都保持中立，而世界上用資本主義價值治理內部社會的國家，有挺烏的、但也有中立的呢？先下一個結論——保持中立是正確的；而挺烏是不正確的！為什么呢——其中一個最大的公約數(shù)是到現(xiàn)在2025年，美國的立場變了——哇塞！</p><p class="ql-block"> 可美國的立場是變到了中立一派了嗎？這到還沒有？而是美國現(xiàn)在通過自己立場的變化，要讓資本主義陣營進一步分化下去(因為在資本主義陣營中，一開始就分化出了挺烏派與中立派)；而2025年后，川普政權讓美國在俄烏沖突中成為了介于挺烏派與中立派中間的和事佬派(就是川普讓美國成了欲通過調停，去達成MAGA“美國第一”目的之獨子皇孫的一派)——</p><p class="ql-block"> 就是無論俄羅斯與烏克蘭，誰最容易讓潛在利益結合上MAGA，美國就不替它說話，而美國要替難以結合上MAGA一方說話——那是因為反而這樣才能讓MAGA利益最大化——所以，現(xiàn)在人們就應該都可以看到了，原來在MAGA這一前提下，過去從來也不習慣中立立場的美國，現(xiàn)在竟然可以破天荒進入到相對中立的立場上去了？由此可見在MAGA這一新政治正確下，什么資本主義價值、北約、盟國的舊意識形態(tài)統(tǒng)統(tǒng)都得靠邊站；</p><p class="ql-block"> 但美國現(xiàn)在對俄烏沖突的新立場，只是美國新政所謂的熱身秀，而真正的主賽——川普認為應該像是在美式橄欖球超級碗總決賽場上，美國隊總決賽對手是俄羅斯——而川普認為這樣的總決賽角色才是讓美國可以沸騰的MAGA；所以，美國在俄烏沖突上的立場變化，便是美國與俄羅斯兩國政治戰(zhàn)略上的一個結合點……</p><p class="ql-block"> 注——這里特別展開一下，那些在俄烏沖突上，不是站在中立派一方的所有人現(xiàn)在都“戇脫了”(滬語傻或戇頭戇腦的意思)！因為你為什么到現(xiàn)在還不是中立派——那是因為你從不認為俄烏沖突的本質，只是資本主義價值在堅挺運行了200多年后，它挺不下去了——例如大蘇聯(lián)在1991年從社會主義價值改道至資本主義價值中去了之后，美國這個資本主義最大佬，如想要讓運用資本主義價值的體系(包括一直是與新晉加入這個體系的國家——如俄羅斯與東歐國家)一直堅挺下去？那它就不要主張MAGA，而是在天下資本主義價值陣營一碗水端平(像去到水泊梁山上聚義一樣，讓所有成員都成為兄弟后，美國才再來充當宋江)？</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再其次是中美兩國在1971年時尋求到政治上的結合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對中國而言我們當然要有分寸的去找到與美國在政治一個結合點(與中俄最大的結合點是除政治上可能還再包括安全稍為有些不一樣)，故在中美關系中最終一定是要找到不僅在政治、也要在國家安全上的一個結合點……</p><p class="ql-block"> 但是，如果以上一期連載小說我們特別找出來正文明與反文明之間、在歷史上處于表達物理場域的1840年~1949年而論——由于美國總是刻意要從反文明(就是資本主義價值)中尋求利益最大化，美國既無意于在109年(1840~1949)、也無意于在22年(1949~1971)與中國在政治與安全產生結合點？</p><p class="ql-block"> 例如，從1840年~1911年，在對處于傳統(tǒng)中國末世的政權，美國就與西方主義同伙組成八國聯(lián)軍是吧——就是美國是他們一伙中，一個處心積慮想在瓜分中國中利益化的國家是吧……</p><p class="ql-block"> 那么，從1911年~1949年，美國這個國家又是三副面孔，因為在這39年中，在中國周邊有兩個國家，其中有一個由于沒有加入資本主義陣營，但維持對中國舊殖民主義之政治利益的俄國；只是，在1917年~1929年俄國導入人類社會第三類治理社會之價值(社會主義)后，后來的蘇聯(lián)改變了對中國原有的舊殖民主義政治；</p><p class="ql-block"> 但是，另一個周邊國家在加入到資本主義這一反文明價值陣營后，不但學起了西方主義殖民主義的兇惡，還發(fā)展出日本式殘酷帝國主義政治——那么，這個對中國實施殘酷帝國主義政治(從1931年開始)在遭到中國人民反抗后，日本鬼子就把他們日本式殘酷帝國主義升級到日本法西斯主義去了……</p><p class="ql-block"> 若將從俄國原有舊殖民主義到蘇聯(lián)成為反法西斯主義領導國家、然后與從日本式殘酷帝國主義升級到日本法西斯主義兩者去比較國際關系，那中國與蘇聯(lián)一定是可以尋求到彼此在政治與安全上之雙結合點的……</p><p class="ql-block"> 所以說到2025年(反法西斯主義勝利80周年兩國大閱兵后)中國與俄羅斯在政治與安全上結合點極為可能已經出現(xiàn)的話，那同樣在2025年，在11月因為日本新當選政府首相將臺海從中國主權中想卑劣的去作出一種切割，切割后突然變成了日本安全權(就是日本政府表達臺海有事，日本依日本遇到存亡危機時的政冶判斷，認為日本有權動用集體自衛(wèi)權)——</p><p class="ql-block"> 注——這里需要展開一下，日本新當選政府首相所透露出所謂依日本政府的判斷(就是日本將臺海事務單獨作為指向)，就是日本可以依據(jù)自己政府的意志來作判斷，若大陸封鎖臺海的情形出現(xiàn)，日本就要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所謂集體自衛(wèi)權是日本與美國相關政府間的安全結合點)；所以，日本政府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的盟友美國要干預臺灣事務，日本僅提供后勤支援(就是不出兵)；第二層意思是日本在美國干預后，當戰(zhàn)事處于僵持時日本可出兵；第三層意思是日美經商量后，日本可作為干預臺灣的主動方手出——顯然，這是日本與美國政府在川普訪日中共同擬定下來關于臺海事務的決策，這一決策顯然也取得日本執(zhí)政黨自民黨批準——只是，這一次日本新當選政府首相，不知為什么在11月份國會質詢會議上，她要意外披露出來？顯然，我國對此事態(tài)在經過綜合考量后，不僅我們的外事主管單位向日本國發(fā)出嚴重警告，我們又通過聯(lián)合國，向聯(lián)合國提出中國將對日本政府可能行徑，最后有可能按二戰(zhàn)后聯(lián)合國有關敵國條款的法律文件來處置——既中國可以不用得到聯(lián)合國授權的情形下，就可以用武力制止敵國日本的挑釁意向……</p><p class="ql-block"> 所以，從日本新當選政府首相最新臺海事務宣誓不惜要掀起戰(zhàn)火的狂言看，美國與中國現(xiàn)在還達不到像中國與俄羅斯，兩國在政治與安全兩大方面都產生結合點——就是從1949年~2025年(現(xiàn)代中國的新中國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與舊中國后)，在整個76年里，中美雖然在1971年后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段時間，中美在政治上短暫找到一個結合點外，中美從來也沒有在安全上找到結合點？</p><p class="ql-block"> 例如，像川普現(xiàn)在11月份向澤連斯基提出解決俄烏沖突美國政府28點建議那樣，這是美俄開始想要達成安全結合點那樣(顯然，美國并不需要與俄羅斯達成政治結合點，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運用資本主義價值治理社會的，而若是俄羅斯的前身蘇聯(lián)，美國就要與其尋求政治結合點，因為治理蘇聯(lián)社會的是社會主義價值)……</p><p class="ql-block"> 所以，這與中俄關系一定要好過中美關系；反過來美日關系絕對好過美中關系的道理是一樣的，這些都是可以確立了安全結合點的關系。那么，我們中國人現(xiàn)在一定要明白中美俄三國，只有建立起三邊彼此在安全上的結合點，那人類社會才能平衡掉反文明對正文明(資本主義價值對社會主義價值)固有沖擊波中最大的震波——</p><p class="ql-block"> 例如，在1971年，美國為了對沖冷戰(zhàn)風險，便與中國共同尋求到了政治上的結合點，導致中美關系在1949年后的第一次解凍。此時兩國在政治(不是在安全上)上產生結合點的功利主義出現(xiàn)——于是，現(xiàn)代中國導入開放中國階段，而美國則順利的與當時的蘇聯(lián)達成控制戰(zhàn)略核武器條約，致使美蘇兩國從前冷戰(zhàn)時期進入到后冷戰(zhàn)時期；</p><p class="ql-block"> 而美國憑這一戰(zhàn)略機遇期大力培育互聯(lián)網(wǎng)產業(yè)與公司，像微軟、英特爾、蘋果這樣的科技巨頭就是從那時起開始冒出來的，還有華爾街專門交易科技股的納斯達克系統(tǒng)……</p><p class="ql-block"> 那開放中國就此導入經濟改革，就是從重工業(yè)為主轉向全制造業(yè)產業(yè)，然后向發(fā)達國家出口無窮多的制造業(yè)產品，然后讓中國在基建上達到“狂魔”級別(包括房地產業(yè)的紅火，使中國人的人均住房面積成為世界上一線國家)……</p><p class="ql-block"> 反觀蘇聯(lián)它甚至在已經基本與美國達成在安全上的共同點時，但蘇聯(lián)在經濟上就整不會了——就是蘇聯(lián)不懂經濟改革是要將以重工業(yè)為主轉向新質科技產業(yè)(蘇聯(lián)只要從重工業(yè)向新質科技產業(yè)轉移的原因，是蘇聯(lián)當時的制造業(yè)當然比當時中國的制造業(yè)強)；以至于導致后來蘇聯(lián)反而將治理社會的價值，從社會主義價值上改成資本主義價值——是不是搞煞脫人了！</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報告二、對1840年~2040年中美俄200年間什么是神經刀、什么是勝負手與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們還是以中美俄這樣的順序展開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現(xiàn)代中國的神經刀與勝負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辛亥革命導入現(xiàn)代中國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的進程開始，但第一步主導現(xiàn)代中國民國階段的北洋政權，在政治上的作用只是神經刀的作用，而不是主導現(xiàn)代中國命運的勝負手的作用——原因是要接入真正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原有社會治理舊價值(法道儒)的新價值(在當時新價值只有資本主義價值)；所以，這一階段的現(xiàn)代中國之民國，在現(xiàn)代中國政治上的作用只是神經刀的作用；</p><p class="ql-block"> (2)、大革命后主導現(xiàn)代中國政權的國民黨政權，無論早期的孫文、還是后期以蔣介石，兩代人的國民黨政權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只是神經刀的作用，而不是主導現(xiàn)代中國命運的勝負手的作用——原因是與民國北洋政權是一樣的，就是要看接入了真正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原有社會治理舊價值(法道儒)沒有？此時，人類治理社會的價值性已經成為了兩大類了——資本主義價值與社會主義價值(這是兩大廟，入哪一家廟門都行，可孫文與蔣介石都在廟門口徘徊而不敢入內)；所以，這一階段的現(xiàn)代中國之民國，在現(xiàn)代中國政治上的作用只是神經刀的作用；</p><p class="ql-block"> (3)、解放戰(zhàn)爭后主導現(xiàn)代中國的中國共產黨與前兩大政治集團(北洋集團與國民黨集團)都不同，或者是與國民黨集團已經來到兩大“廟門”不敢入內不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解放全中國后，馬上入了一家“廟門”！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價值那扇門——但現(xiàn)代中國未來的勝負手被定義！</p><p class="ql-block"> (關于神經刀與勝負手的定義原則是一樣的，就是現(xiàn)代主義世代兩類價值性的一類，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世代的法道儒價值——沒有實現(xiàn)轉替則為政治上的神經刀；實現(xiàn)轉替的則為未來命運的勝負手(這對現(xiàn)代中國三個歷史時期其原則與條件是完全一樣的)！</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二)、現(xiàn)代主義中的神經刀與勝負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如果現(xiàn)代西方中的英國在19世紀里，能主導傳統(tǒng)中國與后來獨立后的印度，讓傳統(tǒng)中國用資本主義價值轉替法道儒價值，以及讓印度接入資本主義價值；就是英國當時不僅推導出資本主義價值、且還具有“全球主義”的理想主義，那英國就能成為主導現(xiàn)代主義世代命運的勝負手；但非?？上в瞬皇悄菢拥牧希恳驗?，英國在一戰(zhàn)后的“國聯(lián)”中，只成為在分割歐洲利益中與法國一起負責的共同方；甚至，德國法西斯后來在發(fā)動了歐洲與非洲部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最后反攻到柏林的是同盟國中的兩大勢力，其一是奉行社會主義價值的蘇聯(lián)、其二才是奉行資本主義價值的美英；而在二戰(zhàn)后主導外部世界治理的國際秩序重新厘定中，蘇美才是主體……</p><p class="ql-block"> (2)、在對奉行資本主義陣營中經過一個極其冗長周期的反復博弈后，美國總算在二戰(zhàn)后取得了對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權；然而，資本主義的美國它的勝負手怎么被辨識呢？</p><p class="ql-block"> 這是不是一個復雜問題呢……當然是復雜問題；那是因為像現(xiàn)代中國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的勝負手，是社會主義價值轉替法道儒價值——它的原理是法道儒價值是傳統(tǒng)中國內生性價值，且經過穩(wěn)定的幾千年，雖然社會主義價值不是內生于現(xiàn)代中國，但現(xiàn)代中國轉替的法道儒價值卻是傳統(tǒng)中國內生的，這便是文明結構性的本質！如此再來看美國，美國不是內生資本主義價值的國家？所以，美國必須通過取得驚天的功勞，才能正名美國才具有做出了資本主義價值未來命運勝負手的國家……</p><p class="ql-block"> 那么，在1991年美國得到了讓資本主義價值未來命運勝負手的功名，就是蘇聯(lián)回去了俄羅斯，而俄羅斯用資本主義價值轉替了算是蘇聯(lián)半內生的社會主義價值……</p><p class="ql-block"> 所以，美國與現(xiàn)代中國的所謂出現(xiàn)命運的勝負手是一樣的，只不過美國主導了俄羅斯用資本主義價值轉替了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價值；而現(xiàn)代中國是自主性的用社會主義價值轉替了傳統(tǒng)中國的法道儒價值……</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現(xiàn)代俄羅斯的神經刀與勝負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嚴格說來20世紀之前的俄國或在沙俄當然不再評價之列，因為20世紀前的英國內生出了資本主義價值，而相同歷史時期的俄國的社會治理處于無價值論？所以，那時的沙俄只是處于人類社會第一臺階文明這一水平位置(因為沙俄社會治理無價值，那時人類治理社會的價值性有兩大類——既一是傳統(tǒng)中國的法道儒價值；其二是現(xiàn)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價值)。只是沒想到俄國在十月革命后，引入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從而實踐了人類社會第三類價值性——社會主義價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那蘇聯(lián)首創(chuàng)社會主義價值實踐，是否表示現(xiàn)代蘇聯(lián)已經完成其未來命運的勝負手了？在一個時期看是如此；但到1991年后再看卻不是，因為俄羅斯人像現(xiàn)代中國轉替?zhèn)鹘y(tǒng)中國時那樣，俄羅斯人用前現(xiàn)代的資本主義價值轉替了后現(xiàn)代的社會主義價值(而在1949年現(xiàn)代中國用后現(xiàn)代價值社會主義價值轉替了傳統(tǒng)中國的法道儒價值)——所以，現(xiàn)代主義的勝負手的手主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現(xiàn)代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價值出道以來有200年多年了，而同樣現(xiàn)代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價值出道以來差不多只有100年，算誰更風光一點當然是前者！</p><p class="ql-block"> 所以，我們還是要致敬傳統(tǒng)中國，因為傳統(tǒng)中國內生出了法道儒價值……</p><p class="ql-block"> 其次，我們也要致敬現(xiàn)代英國，因為現(xiàn)代英國內生出了資本主義價值；</p><p class="ql-block"> 再其次我們還有致敬俄羅斯的前身蘇聯(lián)，因為現(xiàn)代蘇聯(lián)首創(chuàng)實踐了社會主義價值。</p><p class="ql-block"> (2)、現(xiàn)代中國在2013年后成長為在綜合治理能力上與美國差不離的水平，就是現(xiàn)代中國與美國一樣，先后都邁上了工業(yè)文明的制高點(雖然，現(xiàn)代中國治理內部社會的價值性是社會主義；而美國治理內部社會的價值是資本主義……</p><p class="ql-block"> (3)、由于美國治理內部社會的是老價值性(前現(xiàn)代)的資本主義(它已經運行了200多年)——所以，在現(xiàn)代主義價值體系中(資本主義價值與社會主義價值)，美國人想保資本主義價值運行2000年(像傳統(tǒng)中國的法道儒價值那樣在2000多年后被社會主義價值才轉替掉)，這個是哥德巴赫式猜想的想望……</p><p class="ql-block"> (4)、那是因為一個對社會治理價值最沒有包袱的俄羅斯，它成為了資本主義價值之水中的“鯰魚”——雖然，現(xiàn)在的俄羅斯肯定是不具有重新內生出人類社會第二臺階文明這一水平位置的第四類治理社會的價值(人類社會第二臺階文明這一水平位置現(xiàn)在共產生出了三類價值——法道儒、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但普京提出了歐亞主義的理論，一旦歐亞主義讓歐盟與俄羅斯形成統(tǒng)一歐洲大陸主義，那大西洋主義優(yōu)勢就要重新繪制新版圖——如果未來歐洲大陸主義真的到來，那歐洲的社會主義或許會再次復蘇</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三九四、《新明皇關于2026年展望報告》的附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九四的前述——【新前衛(wèi)系列連載小說】下半場話題討論，是新明皇想引用前倫敦經濟與商業(yè)政策署署長、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家、英國學者羅思義新著《百年大變局：中國與世界》的前言——</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蘇聯(lián)模式的成功和不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太早，沒能看到社會主義國家——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智慧成果之一的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是他們預見到的社會發(fā)展進程，但是在他們去世后才發(fā)生的。在他們有生之年，工人階級只掌權了幾個星期——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p><p class="ql-block"> 1917年，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十月革命在沙俄取得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成立(1922年)。列寧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在歷史上首次展示了工人階級如何掌權——更準確地說，是如何在帝國主義國家掌權；他的思想體系被命名為列寧主義，無疑是對他這一劃時代成就的認可！</p><p class="ql-block"> 1922—1929年，蘇聯(lián)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基本上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一致：政治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大型工業(yè)和其他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單位——如銀行、通信、鐵路和土地的所有權屬于國有；農民則繼續(xù)實行生產個體化(這與中國改革開放時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類似)……</p><p class="ql-block"> 1929—1933年，蘇聯(lián)經濟和社會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業(yè)集體化取代了家庭農業(yè)，所有的生產、分配和交換單位都被納入國有部門，所有產品的價格都由政府制定，市場機制被政府分配生產和定價取代?？傊?，從1929年開始，蘇聯(lián)采用全面國有化的非市場經濟模式。也是在1929年，資本主義國際貿易體系因一場廣泛的資本主義危機而崩潰，世界上主要國家退回到自給自足經濟模式，其中包括國際貿易占經濟比重較小的蘇聯(lián)。</p><p class="ql-block"> 但是，蘇聯(lián)實行的全面國有化的非市場經濟模式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述，應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而不是通過“政治至上”讓蘇聯(lián)經濟一步到位地完成了這種過渡。此外，蘇聯(lián)沒有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最大規(guī)模的勞動分工/社會化，而是走上相對孤立的道路……</p><p class="ql-block"> 蘇聯(lián)模式優(yōu)先考慮的是重工業(yè)，尤其是軍事工業(yè)的發(fā)展，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勝納粹德國提供了基礎。這場勝利不僅是客觀上的勝利，而且給蘇聯(lián)帶來了巨大的威望！因此，絕大多數(shù)社會主義國家要么直接采用蘇聯(lián)模式，要么受到蘇聯(lián)模式的高度影響。中國雖然從未機械照搬蘇聯(lián)模式，但在20世紀50—60年代基本上實現(xiàn)了城市經濟國有化、農業(yè)集體化，并在國際上也發(fā)展成為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經濟體……</p><p class="ql-block"> 除了社會主義國家，許多非社會主義的發(fā)展中國家，即便沒有采用蘇聯(lián)經濟模式，也試圖將蘇聯(lián)模式的一些特點與資本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就是它們引進了“五年計劃”，雖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無法具有蘇聯(lián)管制經濟的能力，但這些國家依然部分實行國有化，試圖建立相對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等。</p><p class="ql-block"> 全世界絕大多數(shù)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認為，蘇聯(lián)模式代表了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而筆者現(xiàn)在認為：蘇聯(lián)模式并不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p><p class="ql-block"> 只不過這與戰(zhàn)勝法西斯主義的實踐成就相比，指出這一點似乎有紙上談兵的嫌疑——而似乎只讓那些關注抽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感興趣。但這是關乎于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問題十分重要——</p><p class="ql-block"> 例如，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以及20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發(fā)展都遭遇世界性危機，均印證了這一點。1978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成功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后來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的根本！</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20世紀70年代：全球轉折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而始于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革，極大地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國際形勢，因為二戰(zhàn)的爆發(fā)在經濟上主要是由國內投資崩潰以及國際貿易和投資急劇下降引起的；因此，從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勞動社會化程度大大降低。任何人只要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理論，就不難得出世界產量大幅下降的結論……</p><p class="ql-block"> 20世紀30年代，蘇聯(lián)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在國際上相對孤立的經濟體。但是得益于其奉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lián)的國內投資水平并未下降，反而是有所上升的，其經濟發(fā)展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經濟體。也是得益于社會主義制度，蘇聯(lián)迅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恢復元氣，到1948年，蘇聯(lián)的生產水平便恢復到戰(zhàn)前的水平。</p><p class="ql-block"> 而與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資本主義體系，卻迎來了全球范圍大洗牌。例如，在美國霸權的碾壓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分裂不僅得以彌合；而且，還讓世界經濟持續(xù)了60多年的全球化進程，其中貿易占世界GDP比重，在2008年逾60%而達到了峰值。</p><p class="ql-block"> 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這意味著世界正在發(fā)生一場大規(guī)模的國際勞動社會化，預計將導致生產增長。同時，日本和德國等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固定投資占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大幅上升——</p><p class="ql-block"> 所以，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理論，國際貿易和固定投資發(fā)生歷史性的勞動社會化，將一定促進經濟發(fā)展。事實上正如馬克思主義預測的那樣，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德國、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日本、以及60年代至90年代末“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速，高于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以往任何時候的經濟增速……</p><p class="ql-block"> 但是，面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長期快速增長，蘇聯(lián)并未改變其經濟結構。雖然蘇聯(lián)國內投資仍維持較高水平，但它仍然是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體系。也就是說蘇聯(lián)它仍然自我排斥在國際勞動社會化之外，仍保留了全盤國有化的城市經濟、集體農莊，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蘇聯(lián)的這種經濟結構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p><p class="ql-block"> 最后的結果是20世紀60年代，蘇聯(lián)年均GDP增速不再快于美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lián)年均GDP增速實際上慢于美國（見圖0-1），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lián)已深陷經濟危機。</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在蘇聯(lián)深陷經濟危機的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也宣告終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又開始進行大洗牌。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美國在經濟上成功地擊敗了主要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美國憑此一舉扭轉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局面——當時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都明顯高于美國。</p><p class="ql-block"> 美國在戰(zhàn)后經濟競爭中失利這一事實，給其經濟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包括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而黃金是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匯儲備。</p><p class="ql-block"> 在1971年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執(zhí)政初期，美國對其主要資本主義對手發(fā)動了一次重大進攻。就是美元實行浮動匯率，這一舉措增強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地位——</p><p class="ql-block"> 例如，美元停止兌換黃金，避免美國黃金儲備遭遇擠兌；再例如，美國暫時單方面對競爭對手加征關稅；再加上美國國內實行價格、工資管制。</p><p class="ql-block"> 所以，僅僅過去兩年到1973年，美國與中東國家合作，大幅度地提高石油價格，這對美國非常有利，因為美國是一個石油生產大國，而德國和日本的石油產量微乎其微。</p><p class="ql-block">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美國總統(tǒng)以不同形式繼續(xù)對德國和日本發(fā)動經濟攻勢。雖然這些政策并沒有提振美國經濟，因為美國經濟增速反而繼續(xù)下滑；但通過這些手段，美國成功地大幅減緩了其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p><p class="ql-block"> 因此，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斗爭中勝出，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甚至增速顯著低于美國。</p><p class="ql-block"> 而此時在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其基本經濟特征——</p><p class="ql-block"> 一是實行對外開放，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而非自給自足。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中國開始以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分工為目標；</p><p class="ql-block"> 二是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取消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p><p class="ql-block"> 三是放棄公有制一統(tǒng)天下，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經濟格局；</p><p class="ql-block"> 四是按勞分配被確定為薪酬分配的基本依據(jù)。</p><p class="ql-block"> 五是逐步放開價格管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p><p class="ql-block"> 總之，中國逐漸向馬克思所設想的經濟結構靠攏，而非效仿1929年后的蘇聯(lián)模式。盡管馬克思在理論上預見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但在實踐中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經濟體系實操。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既在理論上嚴格符合馬克思主義，又在實踐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新。這兩方面的結合代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勝利，它幫助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證明馬克思主義非常之行！</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與蘇聯(lián)模式的失敗形成鮮明對比</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過去100年中，世界上主要存在著三種基本的經濟結構： </p><p class="ql-block"> 一是資本主義經濟，它不是任何理論的產物，只是由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首先分析和批判的；</p><p class="ql-block"> 二是1929年后建立的蘇聯(lián)模式；</p><p class="ql-block"> 三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后一種被證明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結構。</p><p class="ql-block"> 為便于大家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成功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可以從1950年到1976年中國、蘇聯(lián)、美國和世界GDP增速比較入手。在此期間，蘇聯(lián)經濟增長220%，高于美國的154%，但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7%。中國經濟增速為224%，與蘇聯(lián)基本相當。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速與蘇聯(lián)、世界平均水平大致持平。</p><p class="ql-block"> 對中國來說，雖然1949—1978年中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社會奇跡——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大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最為迅速的一段連續(xù)時期，為中國工業(yè)化奠定了基礎！但按國際標準衡量，中國經濟增速并不是特別快。由于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結構與蘇聯(lián)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國經濟增速與蘇聯(lián)大致持平也就不足為奇了。</p><p class="ql-block"> 所以，1949—1978年，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但其經濟發(fā)展無法與這一偉大社會成就相提并論，同為中國總體經濟增長并無出奇之處；但中國卻1978年后，讓經濟增速遠遠超過美國、蘇聯(lián)或世界平均水平——創(chuàng)造了上文所提到的經濟奇跡。</p><p class="ql-block"> 因此，中國自1978年起實施的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所創(chuàng)造的第二項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正如習近平2018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指出：“鄧小平同志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至今已經40年了，我們一直在實踐和探索，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在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上進行了一系列革命性變革，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我國發(fā)展大踏步趕上時代?！?lt;/p><p class="ql-block"> 與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lián)深陷危機。到20世紀80年代初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無論是勃列日涅夫，還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均沒有認真研究中國或者試圖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p><p class="ql-block"> 反而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他漠視讓蘇聯(lián)學中國經驗，就是中國推行與實施馬克思設想的那種經濟結構。這顯然開始促使蘇聯(lián)不是向中國靠攏而是向資本主義靠攏的始末——而這一過程最終導致蘇共于1991年8月解散，蘇聯(lián)于1991年12月解體——</p><p class="ql-block"> 那么，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經濟崩潰，人均預期壽命下降，反俄軍事聯(lián)盟——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境。當前仍在持續(xù)的俄烏沖突只是這場國家災難的最新延續(xù)……</p><p class="ql-block"> 而很明顯的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1929年后建立的蘇聯(lián)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雖然這一模式在戰(zhàn)勝納粹德國的軍事斗爭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世界資本主義重組的長期經濟競爭中被美國擊敗，這最終導致蘇聯(lián)解體。</p><p class="ql-block"> 所以，在蘇聯(lián)沒有回歸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像1978年后中國共產黨一樣追求創(chuàng)新，而是轉向資本主義，從而制造了一場國家災難。正如俄羅斯聯(lián)邦共產黨領導人根納季·久加諾夫在2008年談到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時所說：“如果我們早些時候就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那么蘇聯(lián)就不會解體?！?lt;/p><p class="ql-block"> 簡言之，蘇聯(lián)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實現(xiàn)工業(yè)化，戰(zhàn)勝納粹主義及由此帶來的影響，對殖民帝國的覆滅起到了關鍵作用，在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斗爭中發(fā)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p><p class="ql-block"> 但同時蘇聯(liá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未能及時調整政策以適應新形勢，最終導致解體。反過來，蘇聯(lián)解體對于俄羅斯人民乃至國際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這些后果包括因蘇聯(lián)解體而失去制約的美國發(fā)動了針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一系列侵略性軍事戰(zhàn)爭……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卻取得成功！這不僅改變了世界局勢，而且使中國避免重蹈蘇聯(lián)覆轍，并拯救了世界社會主義。</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指出：“歷史發(fā)展從來不是筆直的，而是充滿曲折和波折。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lián)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僅導致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復存在，而且對向往社會主義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guī)韲乐貨_擊，很多發(fā)展中國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世界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曲折，正所謂‘萬花紛謝一時稀’?！?lt;/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還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會主義沒有滅亡、也不會滅亡，而且還煥發(fā)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都是十分重大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也在蘇聯(lián)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那場多米諾骨牌式的變化中倒塌了，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失敗了，那社會主義實踐就可能又要長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個幽靈在世界上徘徊了?！?lt;/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中國乃至當今國際社會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時代。就本國人民福祉而言，在確保國家獨立的前提下，中國按照本國標準在2021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將在未來2―3年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就國際比較而言，中國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主要經濟體增長持續(xù)時間最長、增速最高的紀錄，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此外，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這些變化必然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與內部世界的形勢。</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边@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進一步發(fā)展。</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強調：“旗幟決定方向，道路決定命運。道路錯誤，我們不僅達不到目標，甚至可能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重大政治論斷，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不是別的什么新時代。黨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實現(xiàn)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lt;/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這一新形勢有所闡述，這與中國共產黨以往取得的偉大成就具有相同的特點——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統(tǒng)一起來。</p><p class="ql-block"> 下面將舉3個例子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同時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fā)展，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此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xiàn)實。世界各國要順應時代發(fā)展潮流，作出正確選擇，齊心協(xié)力應對挑戰(zhàn)，開展全球性協(xié)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p><p class="ql-block"> 堅持對話協(xié)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堅守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創(chuàng)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來。</p><p class="ql-block">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經濟方面明確支持全球化，為此習近平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促成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fā)展。本世紀初以來，在聯(lián)合國主導下，借助經濟全球化，國際社會制定和實施了千年發(fā)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推動11億人口脫貧，19億人口獲得安全飲用水，35億人口用上互聯(lián)網(wǎng)等，還將在2030年實現(xiàn)零貧困；這些充分說明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當然，發(fā)展失衡、治理困境、數(shù)字鴻溝、公平赤字等問題也客觀存在。這些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要正視并設法解決，但不能因噎廢食。”</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這一觀點源自馬克思的分析，即勞動社會化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最重要因素。國際勞動社會化即全球化，是范圍最大的勞動社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是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p><p class="ql-block"> 勞動社會化意味著，生產者在生產中互動效應所產生的生產率和產出遠遠大于他們個人努力的總和。正如習近平用最通俗的經濟學術語指出的，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這必然會打破國際關系零和游戲的觀念。與“零和”局面不同，通過參與分工或勞動社會化，雙方或多方均可獲益——也就是說，國際互動可以實現(xiàn)雙贏。因此，國際合作不僅是解決固有的國際問題（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的必要條件，而且還能在創(chuàng)造高品質生活方面實現(xiàn)優(yōu)勢互補。這只有植根于國際分工/勞動社會化，并且通過國際分工/勞動社會化才能實現(xiàn)。這種互利唯有通過國家間的互動才能實現(xiàn)。</p><p class="ql-block"> 自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不意味著國家之間沒有沖突？而是意味著他們有更為重要的共同利益，因為每個國家的繁榮都依賴于國際分工——每個國家的富裕都依賴于其他國家。這一點構成了國際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xiàn)實。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基本的國際現(xiàn)實，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新……</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二)、共同富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共同富裕的目標并不局限于純粹的經濟目標，其目標非常廣泛，涵蓋了確保和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增強社會凝聚力和促進政治穩(wěn)定，進而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p><p class="ql-block"> 而從經濟角度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政策具有驚人的獨創(chuàng)性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致性。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重要例子。</p><p class="ql-block"> 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階段，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國有財產和私有資本也將同時存在，將使資產階級從私有資本中獲得收益，這會對整個社會的收入和不平等產生明顯的影響。</p><p class="ql-block"> 馬克思基于此得出一個必然的推論：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國有部門建立后的一段時期內，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財產收入仍然存在。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存在兩種收入來源：勞動收入和財產收入——勞動收入分配應按勞分配；資產階級的收入并非來自工資，而是來自財產。因此，與全盤國有化的蘇聯(lián)模式以及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改革開放后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產生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不同。</p><p class="ql-block"> 全盤國有化的蘇聯(lián)模式以及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意味著資產階級財產收入不是主要問題。收入不平等可能存在，但在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的所有社會里，收入不平等遠小于財富不平等。與存在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相比，全盤國有化的蘇聯(lián)模式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 </p><p class="ql-block"> 而1978年后，推行經濟改革的中國創(chuàng)造了一種更接近馬克思設想的經濟結構，隨著實質上具有一定資產階級性質的有產階層的重新出現(xiàn)，財產收入問題必然不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資本收入增加衍生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資本收入用途是否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不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缺乏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必然是一個弱點，因為它是一個理論上的漏洞，由此可能會產生具有破壞性作用的錯誤觀點，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收入，放任自流會貽害無窮……</p><p class="ql-block"> 馬克思指出，根據(jù)花在消費上的收入用途，消費可以分為兩種，其中包括必要的消費，它用于維持大部分人的生活。這種消費來自工人階級、農民、自由職業(yè)者等的工作收入。資產階級的收入并非來自工資或個人工作收入而是來自財產——在現(xiàn)代經濟中，絕大多數(shù)來自企業(yè)利潤。這種財產收入經常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生產性投資；其二是購買奢侈品。</p><p class="ql-block"> 財產收入兩種不同的用途產生完全不同的經濟效果，其中投資是生產性投入，因此會促進經濟增長——每個經濟體系都需要投資；其次購買奢侈品，即奢侈消費資料“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既非生產投入，又非經濟增長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的財產收入部分，都會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投入。</p><p class="ql-block"> 因此，從基本的經濟學視角來看，只要資產階級將其財產收入用于投資，那么它就是在以資本主義的形式履行任何社會所必需的投資功能。但是，一旦資產階級沉溺于奢侈品消費而不再投資于生產，那反而是在不斷消耗資源——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眾消費占經濟的比重，或是用于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因此，財產收入用于投資將惠及任何經濟體系，用于奢侈品消費則不利于經濟增長。</p><p class="ql-block"> 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消費將為零，因為資產階級的財產將不存在。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富豪將繼續(xù)存在，盡管他們不能掌握國家權力，但只要富豪存在，他們除進行合乎邏輯的投資外，還會進行一些奢侈品消費活動。因此，在這一目標實現(xiàn)之前，尚無法完全消除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的現(xiàn)象，只能將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負面經濟和社會影響，這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經濟基礎。</p><p class="ql-block"> 而這一經濟原則也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眾所周知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民眾對生活質量的滿意度在世界上排名最靠前。但斯堪的納維亞資本主義模式恰恰建立在將資產階級財產收入用于投資與奢侈品消費之間的區(qū)別上。</p><p class="ql-block"> 他們那種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奢侈品消費和不平等，同時允許資產階級進行高水平投資。也就是說，在這種模式中，將財產收入用于投資被視為有利于經濟增長，而用于奢侈品消費則被視為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意味著資產階級財產收入分配的最大壓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給民眾進行一般消費（通過稅收等），要么投資于經濟發(fā)展。因此，斯堪的納維亞資本主義模式完全遵循了馬克思設想的分配理論——當然，這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而不是在社會主義框架內。</p><p class="ql-block"> 顯然，這些問題與中國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關——奢侈品消費并非生產性投入，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將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是一種浪費。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對社會有益的資源，又可以用于投資（或兩者兼而有之）——在這種情況下，它將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提高人民生活品質。</p><p class="ql-block"> 只是，經濟結構問題和不平等密不可分，并衍生出了兩種錯誤的解決方案——</p><p class="ql-block"> 一種觀點認為，為了避免與社會不平等相關的問題，中國應該回歸全盤公有制的蘇聯(lián)模式或者以前計劃經濟模式。從根本上消滅資本家，肯定會消除社會不平等，但是這樣的經濟結構不會產生完全意義上的“平等分擔貧困”。幸運的是，中國已經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實現(xiàn)全面脫貧，如果回歸計劃經濟模式，將意味著“平等分擔相對較低的生活品質”，意味著經濟增長相對放緩，生活品質相對較低，這反過來會阻礙中國實現(xiàn)民族復興。這一方案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它不會被接受。</p><p class="ql-block">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像美國模式一樣允許資本家不受管制地“瘋狂”。如果真如此，那么整個社會將會產生嚴重的不平等，甚至會產生政治動蕩。公然炫耀財富，過度張揚名人效應，將金錢視為唯一的價值衡量標準等將在社會上泛濫，而這將導致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從技術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意味著財產收入將從投資轉向過度奢侈品消費是嚴重浪費，從而導致可用于經濟增長投資的資源減少。事實上，它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問題——隨著利潤占經濟比重上升、投資占經濟比重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也逐漸下降——利潤和投資占經濟比重的差異，恰恰意味著奢侈品消費占經濟比重有所上升。因此，無論是出于社會原因，還是出于經濟原因，這種方案都是不可取的。</p><p class="ql-block"> 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符合社會政治上的理想目標，從根本上講，是要合理利用中國的經濟結構——就是在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家不會被消滅，資本家的財產收入用于有益的經濟生產將受到大力支持。由于資本家的存在，其部分財產收入將不可避免地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但這種奢侈品消費應該最小化——這也意味著在大眾輿論和政治政策方面，它將不受社會歡迎，也不會受到贊賞。這既符合社會需要，又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p><p class="ql-block"> 共同富裕恰恰為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中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框架。通過這種方式及其所處理實際問題的結果來衡量，共同富裕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守正創(chuàng)新?？傃灾袊伯a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經濟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后又發(fā)展了解決新問題的共同富裕理念，這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一個突出例子。</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三)、生態(tài)文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生態(tài)文明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人類面臨生態(tài)危機，尤其是氣候治理問題貢獻出了中國方案——就是在生態(tài)危機愈演愈烈，現(xiàn)在已成為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時；習近平指出：“人類進入工業(yè)文明時代以來，傳統(tǒng)工業(yè)化迅猛發(fā)展，在創(chuàng)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這打破了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原有的循環(huán)和平衡，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p><p class="ql-block"> 而馬克思一直明確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比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德國工人黨綱領中“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說法進行了猛烈抨擊：“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脑慈瑒趧颖旧聿贿^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xiàn)。”</p><p class="ql-block"> 毫無疑問，自馬克思時代以來，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這一理論所指出的問題，已變成迫在眉睫的現(xiàn)實問題了，就是環(huán)境惡化和氣候變化威脅著人類文明的現(xiàn)有基礎。</p><p class="ql-block"> 中國共產黨為解決生態(tài)危機貢獻的中國方案及其對生態(tài)文明理念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完全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習近平指出：“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和共同責任”；“生態(tài)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建設綠色家園是人類的共同夢想。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任何一國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lt;/p><p class="ql-block"> 生態(tài)文明理念在某種意義上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為廣泛，因為它不僅涉及人類與自身的關系，而且還涉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這些關系決定了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2018年，習近平在全國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大會上強調：“加快構建生態(tài)文明體系，加快解決歷史交匯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必須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態(tài)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tài)文化體系，以產業(yè)生態(tài)化和生態(tài)產業(yè)化為主體的生態(tài)經濟體系，以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量為核心的目標責任體系，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為保障的生態(tài)文明制度體系，以生態(tài)系統(tǒng)良性循環(huán)和環(huán)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tài)安全體系?！边@是中國發(fā)展的根本基礎。</p><p class="ql-block"> 習近平還強調：“綠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礎、人民群眾的期盼?！倍诿绹?，反科學和破壞性政治力量試圖否認氣候變化。在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變化協(xié)定》。中國共產黨則完全反對這種觀點，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fā)揮了國際領導作用……</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中國在思想和實踐上都優(yōu)于西方</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當然，本書《百年大變局：中國與世界》的序言，只是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成就和理論成果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簡短總結——更詳盡的分析請見本書正文內容，希望可以拋磚引玉，給大家一些啟發(fā)！</p><p class="ql-block"> 然而，中國若要在實踐上取得更大進步，中國就必須在思想、理念和理論上取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先進的成果，中國共產黨必須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政黨；并從馬克思主義出發(fā)，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前進；所以，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偉大創(chuàng)新！簡言之，中國不僅在實踐上優(yōu)于西方，而且在思想上優(yōu)于西方！</p><p class="ql-block"> 現(xiàn)在或許可以總結由此帶來的主要影響——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不僅帶領中國走向民族復興，而且?guī)ьI中國實現(xiàn)了人類歷史上人口數(shù)量最多人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而再要取得更史無前例實踐的成就，中國共產黨必須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政黨。</p><p class="ql-block">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首次展示了如何在發(fā)展中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而在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內部，可與這相提并論的成就是創(chuàng)建馬列主義——例如，列寧首次展示了如何在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而現(xiàn)代中國在進入新中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不僅為中國工業(yè)化奠定了基礎，而且還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社會奇跡——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xiàn)人類歷史上人口數(shù)量最多人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p><p class="ql-block"> 總的來說，中國的發(fā)展成就表明，一個大國利用個人將近一輩子的時間，從幾乎是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起、就躋身到一個高收入經濟體，使其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真是極大的奇跡！如果其他生活在發(fā)展中國家、占世界絕大多數(shù)的人民，能實現(xiàn)同樣的目標，那么人類面臨的許多問題都將得到解決。</p><p class="ql-block"> 因此，中國的發(fā)展成就給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人帶來了希望！中國人民追尋自己的夢想，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讓每個發(fā)展中國家人民都明白，只要有正確的政策，他們也能夢想成真。</p><p class="ql-block">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取得的驚人成就表明，將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錯誤的。習近平指出：“這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又有重大區(qū)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chuàng)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lt;/p><p class="ql-block"> 所以，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取得的第二個驚人成就！并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盡管馬克思經典著作在理論上設想過這樣的結構，并且在人類歷史上它也從未真實存在過。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的使中國取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使中國沒有重蹈蘇聯(lián)覆轍，從而塑造了當今世界政治格局……</p><p class="ql-block"> 中國在兩個歷史時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改變其所面臨的形勢——就是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實現(xiàn)了國家獨立，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從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到即將邁入世界高收入經濟體，成為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強國。</p><p class="ql-block">中國共產黨如果只取得了其中一項成就，那么也能被視為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政黨之一，而能取得系列成就，就使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歷史上譜寫出最無與倫比的文明史實！</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六、我的個人注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中國人民最能直接感受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并感受中國發(fā)展成就對自己生活的影響！作為一名“老外”我雖然無法做到如中國人民那樣感受深切？但我在這里也表達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本書的內容——</p><p class="ql-block"> 我是在1969年第一次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那是我拜讀了毛澤東的諸多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反對自由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當然，我讀的這些作品都是英文版本，但它們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p><p class="ql-block"> 拜讀毛澤東的作品，這在當時似乎是不可思議和顯然有些不可思議的？當時的我只是覺得，這些都是人類思想的杰出成果，有助于分析任何國家的任何問題。</p><p class="ql-block"> 我與中國的第二次接觸始于1978年——就是20世紀70年代我在研究國際經濟期間，仔細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經典著作，并研究了蘇聯(lián)經濟。當時，蘇聯(lián)經濟尚未陷入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場危機。但我注意到，蘇聯(lián)經濟在許多方面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我只是將這些問題視為經濟理論問題，并沒有預料到這些問題后來會嚴重影響到世界格局？</p><p class="ql-block"> 在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后，我站在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角度，就得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取得成功的結論。從此我更加關注中國，例如在1981年前后，我已經清楚地看出，中國經濟改革會取得了巨大成功！</p><p class="ql-block"> 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開始實行災難性的政策。蘇聯(lián)模式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并沒有得到任何糾正？蘇聯(lián)沒有意向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或者合作，農業(yè)的去集體化不但沒有任何進展，反而準備將大規(guī)模社會化生產行業(yè)私有化。而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政策將導致災難，而事實也是如此。因此，從1985年起，兩種經濟模式的結果顯而易見——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則引發(fā)了一場大災難。</p><p class="ql-block"> 而當戈爾巴喬夫制造的災難變得清晰時，我選擇去了蘇聯(lián)，我到達那里后不久蘇聯(lián)正式解體。1992年3月，我搬到莫斯科，并在那里又待了8年。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遵循我早期的研究思路，盡我所能說服俄羅斯借鑒中國的經濟改革，而非采用西方的“休克療法”。</p><p class="ql-block"> 作為這項研究的一部分，我不僅研究了中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且還認真研究了我能找到的每一份更詳細的研究資料，然后據(jù)此于1992年初發(fā)表了題為《為什么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的俄語文章。我的勸說雖未獲成功，但是我的觀點在俄羅斯也不乏認同者。</p><p class="ql-block"> 在2000年時，我們英國有一個叫肯·利文斯通的人，這年他當選了倫敦市長，他邀請我從莫斯科回到英國負責倫敦的經濟政策。</p><p class="ql-block"> 因此，我開始可以與中國進行實際的接觸——倫敦市長與中國高層官員舉行會議時，我也在旁參與其中。為促進與中國的關系，我們決定在中國設立倫敦駐中國辦事處并由我負責。我2005年第一次訪問了中國——這個我慕名已久的國家！從那時起，我定期訪問中國。</p><p class="ql-block"> 在2009年肯·利文斯通不再擔任倫敦市長后，我受邀來中國一所大學講學。2013年，我成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并在那里工作一直到現(xiàn)在。50多年前在我看來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現(xiàn)實——我不僅研究中國，而且身在中國……</p><p class="ql-block"> 總而言之，我與中國的不解之緣是間接達成的——從拜讀毛澤東的著作開始，然后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的光輝，再之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涉及的經濟原理。</p><p class="ql-block"> 在中國工作后不久，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而我能在中國共產黨產生新理論、新思想的第一時間開展研究工作了——我一開始并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而是研究國際經濟和經濟理論問題的專家，正是這些使我與中國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觸。這條學習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自然不同于中國人；但這是基于同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p><p class="ql-block"> 1921年，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列主義并將其應用于自己的社會治理，就是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一貫正確地堅持，任何國家都不應全盤照搬另一個國家的做法。中國共產黨并沒有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p><p class="ql-block">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國家，哪個國家都不能全盤照搬中國經驗，但可以向中國學習。我最初和中國共產黨接觸是因為我認為中共的思想理論是正確的，所以我認為中共應該會取得偉大的實踐成就！而正如我所預料的，在之后的數(shù)十年中，中國共產黨也的確做到了，而同期預測中國將會遭受失敗的那些西方人則被事實打臉。</p><p class="ql-block"> 這意味著什么？誠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fā)揮著獨特而具體的作用！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中國共產黨都取得了如此偉大的成就，也必然將會產生巨大的外溢影響，進而影響到國際社會！筆者就是其中之一……</p>